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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鄭竹園的「中共經濟發展」

「中共經濟發展」一書,在國外被譽為分析近三十年來中共經濟發展的精華之作。不僅探討了中共經濟制度的特色,也客觀地運用統計數字說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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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共經濟發展—其成長與結構變化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作者:鄭竹園
出版時地:一九八二年 美國
頁數:五三五頁

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國當前正和大陸上的中共競勝。這一場爭鬥的結果,很重要的一部分,取決於中共改進其經濟狀況的努力。所以,冷靜地評估中共改進經濟努力的成功機會,是我國人「知彼」而常保「百勝」之道。鄭竹園先生的英文大作「中共經濟發展—其成長與結構變化」,是近年我個人所讀過的這一類書籍中資料最豐富,剪裁資料的態度最為冷靜的一本鉅著。
在我看來,作者在本書中最動人的敘述之一,是他對於毛澤東經濟思想來源的分析。我們都懂得,在共黨國家中,意識形態仍是至高無上的。我們這些出身於正統的自由主義制度下學府中的學生們,常常會詫異於共產黨居然主張辦工廠、辦學校、只要「紅」不要「專」,深感不可思議。
我個人在初聞中共有此口號時,即曾大惑不解。我想:共產黨徒雖然偏激,但不可說他們糊塗;我在大學時代同學中許多俊彥後來有的投共了,有的被脅從了。此等明智之士今天都還在共產黨中。他們如何能相信盲目信仰可代替現代的專業知識?有那麼多人不相信,為什麼還要喊這個口號?歷史上,政治口號至少是半真半假的,如果全假,就不可能引發所欲激發的共鳴,失去其為口號的意義。

迷惑與驚悸

換句話說,共產黨人必有許多人是真的相信「紅」勝於「專」的。悟解到這一層時,曾令我驚悸:是什麼力量能令那麼多人迷失於這樣荒謬的想法中!
然後,我瞭解到這是毛澤東用個人的誤信,所範疇出來的中共經濟思想表現方式之一。
正如作者所指出,毛澤東和列寧、馬克斯一樣,都不是經濟學者。毛的經濟理論知識僅來自延安時代研讀馬克斯譯著(毛不能閱讀任何外國文字),及一九六0年代前後研讀蘇俄的「政治經濟課本」。但是,毛與馬克斯、列寧大不同之處,是馬、列相信技術與經濟的基礎是決定社會形態的最終力量。列寧有一句名言說:「共產主義就等於蘇維埃加上電氣化」!毛卻獨樹一幟,他說,是人,不是武器,決定戰爭的勝負;同時,決定經濟發展的,是人,不是機器!毛的這種思想顯然使他離開了正統的馬克斯主義的立場!
我完全同意作者對於毛澤東既缺乏經濟理論知識,卻又具有勇氣為他的黨、他的「國家」劃定影響億萬生靈百年命運的經濟觀點的分析。作者在第九章「發展策略」的敘述內引述毛對土地生產「三三制」的幻想,是這種瘋狂表現的最具體說明。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得到政權的八年之後。
一九五八年之前的七、八年,乃是中共的黃金時代。「革命」的理想主義尚未完全褪色;腐敗才開始在當權者的上層滋長;人民厭倦戰爭,只要能免於兵火,什麼制度都肯接受。結果是那一時期大陸的經濟成長頗有可觀。毛本人從農村長大,自認為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其實,從他在韶山冲故居的建築看來,他屬於被共產黨痛詆的鄉村的小地主階級,而絕非披星戴月的農夫。自然不曾親自體會稼穡之艱難。因此才虛妄地相信,用密集種植法可以在一塊田地上生產三倍的糧食。
所以他主張把全國耕地分為三份;一份生產、一份休閒、一份造林。他的狂想在中共中央八屆中委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通過,成為「國家」正式的政策。次年,全國種植面積從十八億畝降為十六億畝,招來了極大的糧食減產與饑餓。此一荒唐妄想,是中共整個一九六0年代經濟災害的起點。
作者冷靜地羅列了這些事實,未曾加上太多的按語,但是這卻活生生刻劃出一個專制君主,完全為自己的虛榮與無知所驅使,恣意地踐踏經濟規律,浪費人民精力,對整個民族製造無可補救的悲劇,讓每一個關心故園父老的讀者為之掩卷泫然。

中共的經濟夢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以外,中共的經濟政策總目標是擺脫貧窮,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經濟。從早期的十五年「超英趕美」開始,中共所有的經濟夢都在想如何在生產上「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的標準。但令人詫異的是,以增益全民福祉為理論依據的社會主義的中共,卻極少提到如何提高人民的物質享受。
在紅衛兵時代,要求個人生活改進是一種罪惡;是小布爾喬亞思想;在今天反精神污染運動之下,它是受了腐敗的「資產階級」的毒素影響。每一個經濟計劃,不管是達得到與否,總是大幅地描述成功以後社會總生產力將提高到什麼地步。對人民物質生活改進,缺少具體規劃。
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共在總的農工生產力方面,三十多年來是有一些進步的。尤其是在重工業方面。換句話說,對於如何擺脫經濟上的落後面貌這一重要課題,中共的答案是以「國家」強力領導,將資金與人力投向重工業,以帶動其他產業前進的策略。也就是蘇俄在史達林時代所採取的標準方法。
中共與蘇聯經濟條件不同之處很多。在我看來,主要的有三點:第一,蘇俄在革命以前從無糧食問題,烏克蘭且被稱為歐洲糧倉之一。第二,蘇俄革命以前,重工業,特別是煉鋼工業,頗有根底。第三,沙俄時代,教育雖較西歐落後,差距有限,但俄國一向在算學、天文學、生物學等方面,標準甚高。

不平衡的發展

和俄國相比時,人們不能不承認,中國大陸乃是受歐洲列強百年欺凌之後,科學、工業、技術幾近於一片空白的地方,兼以人口過多,饑饉頻來。毛澤東所說的「一窮二白」,多少能道出中國的困窘。這當然是中國人歷史悲劇。但中共承襲了這個擔子,卻不能實事求是的講求改進,不分青紅皂白,將背景全然不同的蘇俄經驗照單全收,走史達林的經濟路線,加深了中國人民的苦難。而這條路線,迄今為止,還是中共經濟政策的主導。
作者指出,在一九七八年,中共「政府」投資中,五四.七%投向重工業,比第一次五年計程劃期間,公開走史達林路線時的時候還要高。在那五年之中,平圴投入重工業的資金還只佔國家總投資的四六.五%。而重工業之中,鋼鐵的投資一直是最主要的項目。可是中共的粗鋼產量迄今也不過每年三千四百餘萬噸而已。
對農業的投資,中共一向說得最多。作者卻客觀地指出,一九七八年,農業投資只佔政府投資總額的一0.七%;還不到重工業五分之一!
但是這樣重視重工業的投資,結果是否能夠達到當初以它來帶動整個經濟發展的目標呢?由於計劃的不平衡,除開原料供應不足,市場需求與生產方向不相合,以致於許多工廠停工待料或有貨難銷之外,僅僅因電力不足,在一九七九年便有三0%的工業生產能力不能運轉!
嚴格的經濟計劃,在世界上本無成功之例。這麼複雜而且變化萬端的經濟活動,無論如何不是人類智慧所能一一預料。但是,像中共經濟計劃的粗疏而且固執,卻不多見。
如有名的寶山鋼鐵廠便是好例。這個投資逾美金五十億的大廠,預定年產粗鋼六百萬噸,比三期擴建完成後的中鋼還大。所需的礦砂、煤炭、副料、成品等運輸總量超過二千萬噸,卻建立在遠離主要海港上海約六十公里的一片沙灘上。那個地方曾是日本軍隊當年攻擊上海時用小艇登陸之處—寶山縣的金山衛。其水淺灘長可想而知。
在這種地方設立大型鋼廠,運輸的困難極大;高爐的基礎工程又必然極其昂貴,顯然是錯誤的。但是中共仍然不顧一切的做了。中間雖然在四人幫垮台後停止了一段時間以供檢討,終因已經投下的資金無法收回,又硬著頭皮繼續做下去。

一半之功不可不知

這樣浪費稀少的資源,對於一個力求以微小的憑藉,早日建設起一個繁榮的經濟,以擺脫貧困的「國家」,真是莫大的譏刺。
然而,作者也公平地把中共三十年來在經濟上所獲得的一些成就,用數字加以說明。儘管我們知道中共一切經濟發展都是事倍功半;然而,事雖倍,亦有一半之功。這一半之功,在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大原則下,是不可不知的。
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資料說明這一點。但是我個人對於資料之中的美國中情局,在一九八0年二月所編的「中共主要經濟指標」,卻不無疑問。中情局的資料中列出如下的數字:
以一九七九年的美元幣值為準,大陸國民生產毛額從一九四九年的六百四十億美元,升至一九七九年的五千一百四十億美元,增長約八倍(即平均每年成長率約一二%)。糧食生產自一九四九年的一億一千一百萬噸,增為一九七九年的三億一千五百萬噸。鋼鐵從幾乎完全停止生產,增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千四百四十萬噸。
作者雖然也以許多其他來源數字與這一份估計的差異相比較,而指示了這些數字的不可靠。但他整個分析仍以此數字為基礎。在我看來,中情局的數字之不可靠,可能遠比作者所相信的為大。
例如本書所引的中情局另一資料,大陸上每人每年糧食產量,一九五0年是二三五公斤;五一年是二五0公斤;繁榮的一九五五至五八年約在二九0至三一0公斤之間;一九六一和六二年大陸上深陷嚴重飢饉之時,也還有二四0及二五三公斤。
如果這個數字可靠,則五0年與五一年的飢饉情況應該遠甚於六一和六二兩年,但事實上似非如此。而且依照世界的一般狀況,如果一個國家的每人每年消耗糧食量(包括食用與非食用),達到兩百公斤,即不會有嚴重飢饉。印度和非洲許多國家的平均每年每人消耗量經常低於此標準。
個人相信,由於資料取得及分類之困難(例如甘薯產量),中共低層人員報告數字之全無常識與責任感,這些數字的可靠性實在可疑。我不大相信中情局對中共GNP成長率的估測。個人比較傾向於相信世界銀行一九七八年,把中共平均國民所得值估為當年幣值二三0美元的數字。

若干尖端技術向上爬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中共在重工業及若干尖端工業技術方面,確實有一些超出了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此一事實,已由中共的核武器與載具以及一些機動性武裝裝備的發展證明了。此外,在生化技術方面,像胰島素之合成,不能不承認其屬於世界尖端技術範圍。
當然,我們大家都瞭解,在一個人力、物力資源兩俱貧乏的環境裡,要把最寶貴的資源精華,用於這種非生產性的尖端軍事科技,對於民生經濟的發展是多大的打擊。但是,對於這個事實,不能不賦以最大的關切。
世界上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本書,或一份報告,對中共如何發展這些技術?採用什麼策略?具體地付出了什麼代價,以取得今天為世人所見到的這些結果?作者在本書中,限於體例,也未曾討論及此。但是我盼望有一天,我們能從像作者這種敏銳而精勤的觀察家,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作者以極大的篇幅寫大陸內部的經濟變化,但未曾忽略它的對外關係。他特別指出中共的自給自足觀念耶在改變之中。

心態從未改變

從毛澤東在江西瑞金蘇區時代起,由於受到外來的軍事封鎖,他體會了如何依賴在自己手中的微渺資源,以維持生存和戰鬥的絕頂重要性。陝甘寧邊區時代,他依然處於相似環境中。從此,依賴自己,儘量達到自給自足,便成為毛和他的第一代革命首腦們的共同信念。這個信念表現在政治上,更表現在經濟上。
自中共當權三十多年的歷史看來,無一天不強調經濟的自立,無一天不在尋求自給自足。即使是近年來的大開前後門,歡迎外國科技,也只是形勢逼人,如果不這麼做,便會因落後的差距日增而終致崩潰。說穿了,也還是為了達到「自給自足」而不得不如此。和當年在江西瑞金不顧一切爭取食鹽,與在陝甘寧邊區不顧一切爭取醫療物品是一樣的。中共的心態從來不曾向國外開放過,也從來不曾許可它的人民放鬆自給自足的努力。
坦白言之,能夠自給自足,是極大型經濟勢力所必至之事。像大陸這樣的人口規模,如果不能達到糧食自足,即使有無盡的外匯,世界糧食市場也不能滿足那麼大的需求。蘇聯固然也極力講求自足,連美國,基本上也是強調自給自足的,貿易佔美國GNP的比例一直不高。因此,大陸的經濟政策,不管主持政局是什麼人,行的什麼制度,其必將以自給自足為基調,而與小國寡民的小型經濟大異其趣,乃是客觀的必然。
對外作某種程度的開放,今天中共的當權派向他們的反對者解釋為是「四化」之所必需。這也許是鄧小平之流的想法。對於這一點,作者沒有評論。但是我卻相信現代化只是一件事,不能分成四個。
現代化乃是一個落後的社會要接受現代西洋文明,與之揉合,以形成一個新的、在形體上具有本國風貌、在學術與技藝上具有先進標準的全民參與的百年大計。為了不同的目的,當然可以特別重視某一些方面,例如軍事科技的發展,或農業科技的發展。

本株、枝條都重要

但是,那將有如園藝家之治樹,可以用人為手段令某一枝持別旺盛,抑壓其餘的枝條。然而,所有枝條都是那一棵本幹上生出來的。不務本幹的培育,只要枝條,如何能辦得到?
我個人從聽到「四化」之時起,就感覺這是無知的政法領袖另一次以「長官意志」決定政策方向的表現。它絕沒有成功的機會,然而斯民何辜,又得受一番播弄!
我們與大陸隔絕了三十多年。曾經在大陸上渡過如花歲月的人們都已垂垂向老。儘管共產黨愚昧偏執,但是故國雲山長存不滅。發生於故國雲山之下的一切愛嗔,無不縈人魂夢。
佛家說:「孽花不謝,福果難生。」今天大陸上眾生所受種種劫難,緣於嗔。嗔即是孽。愚而自任曰嗔。作者以一部四百八十七頁的鉅著,描寫大陸三十年的經濟升沈,在我看來,只見共產黨徒的一個孽字。孽花總是要凋萎的。讀了此書,更堅我信。
(汪彝定為台糖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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