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班同學 — 另一種抉擇

去年七月，暑夏陽光照得南加州的海水一片湛藍 ，經過幾個月的策劃，三十多個中國臉孔攜家帶眷 群集在洛杉磯近郊，最遠的來自美東、加拿大。而促成這次聚會的理由在大合照的紅布條醒目可見：「實五畢業廿五週年大會」，他們是民國四十七年師大附中實驗五班的畢業生。
　如果時光倒退二十五年，到民國四十七年，在應屆畢業「實驗五班」的集合隊伍中，穿卡其制服、戴大盤帽的，還有在國內有相當知名度的徐小波、季可渝、吳伯雄、戴東原、洪文湘等人。
　
都是實驗品
　
　他們都是當時「四二制實驗班」的「實驗品」。
　二十多年後，這些實驗品呈現了不同的面貌。例如：
　徐小波，理律法律事務所的顧問，時常參與財經計劃的推動，「Paul Hsu」更是最常從本地外商和外銀負責人口中聽到的幾個中國人名之一。
　季可渝三十六歲時回國接掌財政部錢幣司（現改為金融司），四年任期內，積極引進外商銀行來台設立分行，雖然已經離職四年，在許多人心目中，他仍是風頭最健的錢幣司司長之一。七十一年初轉為台塑企業效力，去年已使他主管的一家公司轉虧為盈（今年三月辭職）。
　洪文湘和吳伯雄是另外兩個年輕就享有知名度的例子，洪文湘三十四歲就出任台大商學系系主任，後來轉入救國團、黨部工作。吳伯雄曾任公賣局局長，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主任。台大醫院內科教授戴東原兩年前出任省立桃園醫院副院長。
　美、加地區有連絡的三十多人中，大約七○％有博士學位或是醫生，有十人在大學擔任教職。像在Hughes、ＩＢＭ之流大公司工作的更不乏其人，例如虞有澄現在是Intel公司副總裁，負責生產和品管；劉岳仁自組高科技公司，客戶以美國國防部為主；也出了不少銀行家，例如俞立曾任美國石油公司執行副總裁，現在是加州太平洋銀行的董事長。
　有人覺得，實驗班或許代表了我國教育學制上會經有過的多重選擇。
　民國三十九年，在我國已經施行三十年的三三制 中等教育受到挑戰。當時有許多人批評，這種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學制的課程常常不能銜接或者內容重覆，中間又夾著個高中入學考試，無異造成了師生時間和精力的浪費。
　幾經磋商，在當時的教育部長程天放任內，決定先做小規模的試驗，再決定學制改革的方向，後來選定師大附中（當時是省立師範學院的附屬中學）和嘉義女中進行實驗。
　
兩個實驗特色
　
　實驗的特色是打破了過去初中和高中不連貫的情形，改行四二制：選擇入學和智力測驗成績較佳的編成實驗班，在課程設計上比三三制連貫，前四年，國文、英數、史地、博物和初等物理、化學等基本科目都是必修；後兩年再按照文理組別修課，文理的免上理化，又因為前四年修過史地，改上中國和西洋近代史、人文地理等較專門的科目；理組的不必上史地，上自然物理和比過去深入的物理、化學。「所以四二制實驗班學的比較專業，」師大附中現任校長黃振球說。
　更重要的是，一旦分入實驗班，就可以得天獨厚地免試直升附中高中。當時由小學到大學必經三關考試，實驗班有少過一關的優待。直到民國五十年，在教育廳省負責辦高中、縣市辦初中的政策下，附中初中部停止招生，到五十五年最後一屆實驗班畢業，四二制實驗班從此成為歷史名詞。
　師大附中前後共招了三十班實驗班。實驗五班是第三屆。前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區副局長童虎是第二屆，前不久過世的馬上庚是實驗六班畢業。較後期實驗班的還有工研院電子所所長胡定華、教育部技職司司長張一蕃、經濟部顧問閻志、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劉兆玄和李育德、漢聲雜誌社姚孟嘉、王安電腦副總經理鄭承道等。
　少過一關高中聯考，讓有些實驗五班畢業的覺得「少了一次複習的機會，高三時升學的壓力突然就來了」，不過師大附中的調查顯示，從大學升學率、會考以及就讀台大後的成績來看，實驗班的表現大致優於普通班。
但是除了這些量的統計之外，實驗班生活對這些「受試者」日後的發展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被問的人常常出自反射似的很快作答，但是想立即提出完全的答案也不是易事。往往要片刻沉默，索遍記憶後，才能理出一些成長的軌跡。不少人把答案指向他們渡過青少年階段的大環境–師大附中自由活潑的校風。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實驗班、普通班的師資並沒有差別，凡是教實驗班的老師必定同時也教普通班，兩相比較，才能較具體看出實驗的結果。學校本身不把實驗班當作「明星」，高中的普通班是經過聯考或保送入學的，素質也和實驗班不相上下。
　免試升高中，再添上附中自由活潑校風這雙翅膀，使實驗五班這些年輕的心靈就這樣飛起來了，而且飛得自由。當別的班級埋首準備高中聯考時，實五的同學仍然可以看愛看的書，像叔本華、屠格涅夫的書就常在他們手中傳來傳去。
　徐小波常用「也會讀書，也會玩」形容他的同班同學。班上一些現在身為人師的常被學生發現有多才多藝的一面，例如程威如現在介壽國中任教，上過他課的學生說他「上課很活潑」，由ＩＢＭ轉到北卡大學的朱唯幹在學術研究成績之外，歌舞都很在行，曾給當地一位留學生留下深刻印象。
　接近季可渝、徐小波的人覺得，他們的共同點是：外向積極、銷售能力一流，加上專業條件的配合，使徐小波容易在政府、商界之間穿針引線；季可渝擔任錢幣司司長時，能成功地推銷台灣，吸引歐洲銀行和美國的地方銀行到台灣，藉經濟關係拓展我國對外的地位。
　
有一個夢
　
　平衡發展，使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知識以外的領域，豐富了自己的生活經驗。徐小波說自己「一直就有個，夢想結合唐吉訶德的主持正義與電影﹃北非諜影﹄中的亨利•包嘉（Humphry Boggards）的幕後於一身」，多年來，這個夢一直支持著他向前走。初三寒假時，他和同學蘇平章騎車環島，現在談起將近三十年以前的路線行程，他還記得清清楚楚，他覺得那件事和他以後做事膽子大，敢冒險有很大的關係。
　體育活動更是「實五人」津津樂道的。在英商卜內門（ＩＣＩ）擔任經理的柯光裕和吳伯雄、戴東原都是足球好手。戴東原認為，大多數運動講究團隊合作，是「和隊友分享輸贏、互相配合，是培養感情、團隊精神和待人處事能力的好機會。」實驗五班初二時就以足球稱霸初中部。
　運動風氣之盛，或許可以從校訓「人道、健康、民主、科學、倫理」中找到原因。當時的校長黃澂認為，學業、行為一時的疏忽可以改正，心理、生理不平衡發展卻是終生無法補償的遺憾，所以一方面加強健康教育，更推行各類課外活動和運動。
　一位已經退休的老師回憶，當時的體育組組長吳貴壽「幾乎天不亮就到操場上」。在學生心目中，他的體育教學一板一眼，任何動作都有理論配合，「例如接力賽，什麼時候開始跑、加速度、交棒，都有道理。」
　
校訓與班訓
　
　實驗五班還比別班多了一「訓」–班訓「實事求是」。
　尚實的班訓是當時導師、浙江大學畢業的張淑珍幫忙訂下來的，承襲了浙大前身求是書院以及浙大的校風。張淑珍又把母校校訓「求是」的精神傳給在另一個時空受教育的年輕人。實驗五班聚會時作的打油詩中，還特別提醒同學要「記取班訓免自誤」。
　戴東原常被當做實事求是的例子，同學說他事事認真，「畫幅畫也像作文一樣慢慢斟酌」。直到現在，戴東原每天都有自修進度。
　自己創業、加州太平洋銀行董事長俞立認為，就是這種個性使同學嶄露頭角。
　現在的教育常被批評為偏重記憶、計較分數，理 律法律事務所徐小波卻指出，如果實五同學今天有點成就，就是因為「沒有變成書獃子」，而且培養了獨立思考、分析的能力。
　例如國文老師張淑珍常問：除了書上的註解外，有沒有更好的解釋。她說：「問題不在他們說的對不對，而是能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
　另一位國文老師李維棻常常分析文章用字的技巧，使學生從理解中發出興趣，「回想起來，當時的老師都把我們當大人看，不看重分數，」省立桃園醫院副院長戴東原說。
　同學間相互感染和學習對後來的發展也有影響。俞立認為培養人才，後天環境比先天條件重要：「有好的團體，大如社會，小如一班，才能陶冶出良好的品格和處世的態度。」
　
不怕見大官
　
　實驗五班有許多人出身軍政要人家庭，卻「大部分沒有驕氣」，一位實五人回憶著，學校當時還禁止學生坐私家車上下學。六年相處，反而使他們入社會以後，「不怕前輩，也不怕見大官，更能提高自己的層次和眼界，看的比較長遠，」台大商學系教授洪文湘表示。
　大、小環境的配合和同儕影響，也強化了有魄力、勇於嘗試的個性，在台大任教的洪文湘覺得：「訓練人才，一定要有魄力。」當時的環境也常給柯光裕「你能，我為什麼不能？」的激勵。
　在校時代，實驗五班合力踢贏足球、拿清潔錦標，甚至起鬨、開老師玩笑；出校門後，介紹女朋友、或是是互借出國保證金，繼續用有組織的方式合作。
　「實驗五班發財會」是給人深刻印象的又一個例子。
　當初為了保持聯繫，部分在加州的同學每月一聚 ，同時交五十元美金的活動基金，由於近兩年房地產、股票投資成功，淨資產已由一九六九年草創時的每月五十元基金增為三十萬美金。去年召開同學會時，就由發財會全額負擔外州同學全家的吃住。
　但是也有人懷疑，這種環境下製造的「產品」，難免比較喜歡當熱鬧的角色，甚至會「永遠想演主角，不得已才演配角，但無論如何不願在台下當觀眾。」
　實驗五班的學生如今都已四十開外，對他們而言，學校教育已經是過去式，現在面對的則是子女的教育。
　旅居國外的，子女在當地接受教育，常常徘徊在本國與外國文化之間；子女上國內學校的則往往迷惘：究竟該鼓勵子女自我發展，還是升學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