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人才回流浪潮 — 再創台灣經濟奇蹟

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致力使政府決策更合理化。　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黃孝宗為自立的國防體系運籌帷幄。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段重明不但教法律條文，更要學生養成對人的關切。
　吉訊顧問公司創辦人高帆、梅少儀在他們簇新的辦公室裡，希望能設計出大量應用的套裝軟體。
　工研院電子研究所所長胡定華把玩著會唱歌的卡片，清脆的音符似乎透出領先日本推出這項產品的驕傲。
　他們所學不同，在不同的崗位，年齡也涵蓋老、中、壯、青四代，唯一的相同處是在美國受過碩士、博士教育回到國內貢獻所學。
　據統計，台灣目前約有一萬五千到兩萬回流的人，大部分在學校、政府、公民營企業、研究機關，負起了傳播新知、推動改革、執行決策的功能。

形成潮流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統計，最近十年回國來的留學生已有一萬一千多人，幾乎是前二十年的三倍，去年更達一千一百多人，這批現代的取經人似乎漸漸開始回來了。
　但這些只是我國歷年來出國人數的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仍滯留異鄉，據最保守的估計，在美國的約有五萬人。
　他們是我國外流出去的腦力（brain drain），一九五○年以後，美國援助我國各種武器、基金、糧食，但是也因其優越的物質和研究環境吸走了我國篳路藍縷中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魏鏞稱之為「對美國最奢侈的援助」。
　這種援助造就了三位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振道、丁肇中，和無數促進美國技術進步的工程師。
　近年來，美國大步邁向資訊社會，電腦界裡的中國頭腦更是蓬勃，王安電腦遠東區一位負責人李新滿就曾說：「如果把電腦界的中國人抽走，美國電腦業起碼落後五年。」
　幽靜的美國大學校園裡，科技、政治、社會、亞洲研究，甚至英、美國文學的教授陣容中也處處可見中國人，政大外交所教授邵玉銘估計：「把這些人全部集中起來，隔夜就可以辦三個世界第一流的大學。」
　但是隔著太平洋，我國渴求人才的擂鼓聲卻越來越響。「各行各業都缺，質與量都缺，」工研院聯合工業研究所所長俞培新皺著眉頭說。
　人才荒是近幾年民間與政府間最堅強的「共識」，它像黃燈，減緩了工業升級與經濟轉型的步伐，甚至會停頓國家前進的步驟。
　例如作為人力上、中游的研究人才，我國每萬人中只有五人，比起美國的二十九人、日本的二十七人、法國的十四人，落後太多，無法帶動下游生產及實用人才的升級，像馬力不夠的火車頭，拖不動笨重的車廂。
　「再不加油，我們就會被甩掉，四條龍只剩下三條了，」曾在IBM任職，回國創立華泰電子的杜俊元，說起韓國和新加坡雷霆萬鈞的各種措施。
　急是急，沒有人才，也是罔然。如我國已訂定八大重點科技，但是除了電子人才稍微足些，其他七類，如光電、生化，甚至食品加工等方面的專家卻門門缺。很多研究計劃擱在那裡，因為買機器容易，但找人做、找人管理、評估就難了。

民間也有人才荒

　加上向美國購買武器越來越困難，我們的國防科技也亟待自立。「要不然，我們富得不安，」青輔會秘書長姚舜說。
　民營企業明明知道產品應該升級，市場應該分散，管理應該合理化，但是負責人卻長嘆「人才那裡找」；連企業界聞人辜振甫都時時存在著危機感。
　在國際會議、貿易談判、外交戰場上，深諳英語、法律，以及本身專科，能挺起胸，侃侃而談的人也不多見。
　行政院首席科技顧問賽弛認為我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能夠感召（inspire）年輕人做研究的領導人才–有眼光、有遠見，就像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一批物理學家使科技水準在短期內蔚然蓬勃。
　我們也更需要高級人文及社會科學家，潤滑傳統與現代文化的磨擦，提升逐漸萎縮的精神文明，消除社會暴戾之氣。
　高級人才的來源有兩條路，一是國內的培育，第二是找一些我們外流的腦力回來，也就是目前政府所期望的海內外人才大結合。

國內培育國外延攬

　在四月下旬，行政院長孫運璿、政務委員李國鼎，浩浩蕩蕩率領八個部會首長主持一項座談會，幾乎「拜託」工商界捐助獎學金給重點科技的研究生和教授，使他們能生根於國內。
　五月下旬，青輔會、國科會、教育部組成的「訪才團」也要到美國，希望能跟更多的海外學人搭上線。行政院各部會決定在未來兩年內，必須延攬到一千三百多位科技人才，其中博士八三二人，碩士四五四人。民間的需求量應該更大。
　留學生歸國已緩緩形成潮流，政府和民間卻希望它流得更快，更深。
　為什麼現在吸引海外人才歸國顯得這麼迫切重要呢？幾乎每個人都立刻想到的是這些人能帶回來最新的技術和專業知識，但是根據一些已回國的留學生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們吸收了一套研究和做事方法，以及在海外做事多年所磨出來追求完美的專業精神–不僅是「船堅炮利」的技術，而是隱藏在「船堅炮利」背後的精神。
　例如三分之一的歸國學人，湧向大專院校，他們鼓勵學生以思考代替記憶，以獨立判斷代替崇尚權威，這種影響將延伸於千萬學生的終生。
　又有一些留學生在世事紛擾的商界，希望能以身作則，建立行規。合眾顧問公司堅持不做廣告，不開訓練班，只接個案，就是為了做個典範。創辦人張紀恩是哥倫比亞大學的MBA，他說：「苦是苦些，但這是專業道德。」
　此外，我國現階段急需有世界觀的領導人才。過去台灣經濟是關在這個島上發展的，大家的思考方式、經驗都大同小異，「同質性太高，就難有突破，」俞培新說：「海外學人吸收了先進國家的理論與實務，至少可給我們開扇窗。」
　大家都希望我國滯留海外的菁英能歸國，因為有學識、有訓練、經驗豐富的人才在我國，就像沙漠中的綠洲，是唯一的資源，但是能吸引這批人歸國就不容易了。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教授盧志遠以最需要的重點科技人才為例，他指出科技人才是國際性的，沒有語言、文化的差異，在國際間可以流動自如，再加上我們更需要已有十年以上經驗的計劃主持人，這些人在美國市場也極吃香，是各大公司爭取的對象，減低了回國的可能性。

推力拉力

　連新加坡為了工業升級，也與我國搶人才，積極延攬我國在美國的科技人員，許以月薪近十萬的待遇，他們更從台灣「挖角」，一位楊鐵工廠的總工程師最近就被挖走。
　魏鏞認為國際間人才流動，往往由於「推」與「拉」的兩種引力，我國大批學生出國，是因為國內研究進修、就業機會及社會上崇尚外國文憑所造成的「推」力而引起，而回國服務人數不多，則由於「拉」力不足。　
這種拉力不足，具體表現在大約只及美國三分之一的薪水、仍然落後一截的研究設備、居住環境，甚至還包括居劣勢的國際地位。
　但是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放棄了美國或其他先進國的誘惑而回來呢？大部分學人或明示或暗示回國的重要動機是「替國家社會做做事」。
　在美國聖母大學已任教七年，今年回國定居的政大外交所教授邵玉銘說：「國家承平時也許用不到我，但是多難時我就應回國服務。」
　他高興的是在教導自己的子弟，而不是一群金髮碧眼的學生。
　「我不回來，良心難安，」清華大學電算機教授李家同說。　
　良心是多方面的。例如在國內受完小學到大學的教育，國家花在每人身上的教育成本很保守地估計約四十萬。四年前根據教育部的一項非正式統計，一個大學生每教育部成本為五萬元，而當年台大學生繳的學費一年不到一萬元，但是台大物理系、數學系的出國比率幾乎達七○％，回國的比率少於一○％，看著國家辛苦培養出來的一流大學畢業生卻為別國所用，求才最急的經濟部長趙耀東不禁啞著嗓子呼籲「台大人歸來吧！」
　更有一位學人激動地說：台灣第一個奇蹟是由政府及教育程度不高的企業家和小貿易商織成的，「我們年輕的知識份子沒有盡過力，現在是我們再創台灣奇蹟的時候了。」
　班固貿易公司總經理谷家泰則肯定，海外人才不斷回流，台灣奇蹟必定可重現。
　純有感情、道義上的召喚還是不夠的，回來後必須做很多犧牲，國外清新的空氣、開闊的空間，卻不復可得，子女更必須面對國內激烈的升學競爭，以及整個文化的再調適。

個人的挑戰

　但是大部分已歸國的學人也肯定回國來是有回饋的，其中最大的就是對個人的挑戰及抱負的實踐。
　通常留美學人拿了碩士、博士後，是最得意的時候，尤其是熱門科系，馬上就能找到年薪的兩、三萬的工作，買汽車、買房子、結婚生子，似乎前景無限好，但是邁入中年後，警覺到個人的事業已經到了頂點，在白人至上的社會裡，頂多能做個小主管，很多已回來的人形容這種感覺是「一眼看到底，四十歲的人被宣判此生已經定型」。
　再者，在美國這個分工精細的社會裡，每個人像嵌在的機器上的螺絲釘，非常安穩，卻缺乏成就感和挑戰。
　於是很多人走出了大公司舒適的陰庇，回到國內自行創業，一切從頭開始，例如吉訊顧問的合夥人梅少儀和高帆分別來自王安電腦和惠普電腦，全友電腦的負責人王渤渤等來自全錄。
　除了創業以外，國內處處需用人之際，個人被賦予重任的機會也較大。
　電子研究所所長胡定華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年主管十二億的研究經費，責任之重，不亞於IBM研究室主持人，十年前胡定華厭棄了當時他執教的美國人學的示威和派系糾紛，毅然捲起行囊回交大任教，他稱回國是偶然卻很少後悔的抉擇。
　但是回國的留學生並不是個個滿意，每個人或多或少總有不滿意的地方，例如在學校開的課並不是自己在美國專修的，在研究機關得對付無窮無盡的行政干預，尤其回國初期，甚至要反過來適應這個已生長二十多年的中國社會，也有不少人回來後因失望而悄悄地回美國去了。
　魏鏞把回國留學的心理狀態，分為蜜月期、抗拒期、排斥期及接受期四個階段的演變。
　通常能安然到達接受期的留學生有幾項共同特徵：一、較實際，二、有耐心，三、不要求特權，四、先認可台灣環境，五、較注意人際關係。
　研考會資訊處副處長鄭鳳生說，不要幻想台灣的環境，而應該多方去瞭解打聽，「做最壞的心理準備」。
　通常去國已久，往往因為回憶的去蕪存菁，只記得最好的一面，再加上把美國的標準搬到台灣，作同樣的要求，自然就會失望了。
　大王電子創辦人吳緯國期盼海外回國學人不要有雙重標準。例如剛從國外來的人最不能容忍戶政、海關及外交部簽證的繁瑣，但是他說美國的移民局手續之繁雜並不亞於我國任何行政機關。為什麼要獨獨苛責於國內呢？
　雙重標準更具體表現在一些學人覺得在美國可以籍籍無名，淹沒在人潮中，一回來就必須受到額外的禮遇，所以國科會副主任委員王紀五說：「要我為人人，而不是人人為我。」
　聯工所所長俞培新最近到海外延攬二十位博士來參與他的石化服務團，他很坦白地告訴學人：「回去不是做官的，而是來做事的，因為我所裡已沒有官的位置了。」
　留學生回國後，也往往恨不得扭轉所有內在、外在環境，都和自己的理想相吻合。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段重明說，要有計劃、有目標，慢慢實現，到達目的地，有很多種方法，直線並不一定是最好的。
　統一企業副總經理高政治是在較傳統的事業中發展尖端科技，他必須格外謙虛，與保守的台南幫核心人物溝通時，他不夾英文字，也不講行話。
　服務於研考會的電腦博士鄭鳳生也說：「不要只表現專業性的權威，要給別人適當的尊嚴。」
　他常說，留學生喜歡強調完美、專業精神，尊重制度、程序和做事方法。但是同時也要顧及和上司、同事及屬下相處的藝術。
　留學生回國創業的越來越多，散佈在科學園區等地方。目前做得不錯的公司往往靠事前週密的計劃，有充分靈活的市場情報，以及管理知識或財務分析等。去年，開發微電腦測試裝備聞名的全友電腦是個好例子，他們的創業計劃書當初就被政府認為是最實在的，幾位創辦人王渤渤、胡忠信、許正薰等在兩年內分別返國十次，實地瞭解情況。
　谷家泰說，回來創業的最好先聚集起志同道合的一群夥伴。這樣在不如意時，可以互相打打氣，安慰激勵，比孤軍奮鬥好得多。
　邁入七十年代，我國不但需才孔急，而且希望回流的人才能長期植根於國內，培育或參與國內的中、下游人力，回國學人也建議主管機構在制度上、作法上應能有彈性。
　在輔導留學生的作法上，政府可以確實做到供需者橋樑，定期調查公佈政府、學校及以民營企業對高級人才需求的類別和數目，青輔會目前建立的人才檔應該更確實、更仔細收集海外留生所學專長，國內公民營急需人才的都可到其中挑選，然後逕行聯繫。「當然這也靠留學生主動提供資料，」青輔會秘書長姚舜說。
　在制度上，大部分留學的人認為必須突破齊頭式的平等，對特殊人才應予特別的待遇和信任，以適應國家的緊急要，例如國防科技裡的專才。
　邵玉銘認為政府應以國家切身需要為出發點，擇英才而用之。他說，政府沒有必要也沒有精力去輔助每個留學生就業或補助美額旅費。國內學生畢業後也必須在就業市場碰得頭破血流，為什麼留學生就要有特權？
　在大學裡執教的學人更認為，為了強調待遇的公平，使得教授級的薪水比講師只多一倍，與專科學校教師待遇相同，而且三十多歲升上教授後，就已到頂，沒有激勵制度，承認其研究及學術的成就。
邵玉銘建議教育部或學校應仿照國外設立講座教授及優秀教授（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以為激勵。
　目前，淡江大學積極打破齊頭式平等，以延攬海外學人，有博士學位的副教授和教授每月多一萬元薪水，每年聘請講座教授兩名，月薪五萬元，並有秘書、特別研究室，並積極鼓勵這些教授出國開會及發表論文，校長張建邦說：「內在獎勵和外在獎勵同樣重要。」
　以前，我國延攬海外人才著重短期的技術轉移，所以作法也是以此為出發點，例如國科會或教育部延攬回來的客座教授或專家在兩年內每月薪水多一萬到四萬元，如果期滿留下來，薪水就要比照一般教授，而遭到降薪，產生「長期回來不如兩頭跑吃香」的心理。
　
減低行政干預

　此外，在整個心態上，海外學人們希望政府和社會能給予他們更大的信任，尊重技術專家的意見，儘量減低行政的干預。例如經濟部自動化先鋒隊隊長石滋宜坦承他能有所貢獻，得自於部長趙耀東的全力支持。
　雖然有種種措施及制度的缺陷，但是歸國學人肯定尋求理想和挑戰的決心應該可彌補其不足。
　他們堅信，不完美的社會才更需要力量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