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友兼勁敵

我國歷史書中，常提到新朝代君主登基時，東方的朝鮮半島派遣使臣進貢，願為藩屬，中國皇帝龍心大悅。
　今天，韓國與我國在國際市場上不但短兵相接，而且幾乎是肉搏戰。
　大部分工業，如紡織、電子，都是我國先起步，但是一有韓國的追兵到，我們就大失優勢。近年來，電視機、海外營建、電子零件、鋼鐵、造船都成為韓國的戰利品。
　外交部政務次長丁懋時稱韓國是我們的「畏友」。他曾任駐韓大使三年多。
　在國際市場上，台灣製和韓國製的產品屬於同一層次，誰的價格低一點，形象好一點或品質高一點，就會立即搶去對方的市場。
　例如我國彩色電視機去年輸出額減少了五十萬台，而韓國出口卻增加了五十六萬台。只因為他們一台的價格比我們的報價少十美元。最近ＩＢＭ向遠東採購百萬台終端機，我國東元等公司以同樣原因敗於韓國金星電子之下。
　韓國大型企業更有助於產品品質的整齊和形象的建立。
　一九六○年代，我國的經濟發展曾使韓國欽羨。經濟計劃。加工出口區的設立都得自我國的啟示。近年來，他們已越過我們的肩膀，師法ＧＮＰ比他們大十倍的巨人－日本，發展某項工業時，最先問的是：「多久可趕上日本？」

議論紛紛

　提起韓國，大家總是議論紛紛，業者在談韓國政府的快速勇猛作風：頻頻降低稅率，貶值韓幣，低利優惠貸款、補貼外銷、保護新興工業、限制外國產品進口。
　政府官員則在談：韓國民間充分配合政府政策、紀律好、有若幹精神、大企業勇於投資精密科技、善於搜集商情、生產規模大。
　但是這兩種爭論都是片段的現象，單方面的努力絕對不會竟全功的。
　在韓國，同樣聽到欽羨我國經濟發展的讚語，例如物價穩定。中小企業旺盛、政府干涉少、進口較自由、外債少。而這些正是此次韓國新的五年經建計劃的主要目標。
　韓國與我國有很多相同點：以儒家為中心哲學，同時遭受共產主義的強力威脅，全國預算的四○％必須撥給國防，也同居於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之列。
　很多研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很清楚地舉出，中韓兩國不同的經濟政策卻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我國是採民生主義的「富民政策」，以民生消費為先，關切物價穩定，韓國則以「富國強兵」為指針，必須擴大輸出，快速成長。
　我國以均富為目標，鼓勵自由競爭，所以中小企業群雄並起；韓國扶植大企業，使其鶴立雞群，帶動國家經濟快速成長。一九八二年列名財星雜誌上美國以外的世界前五百大關係企業中，韓國有十家，全是民營企業，我國只有兩家－中油和台塑，其中中油還是國營事業，台塑集團每年的營業額只有現代集團的四分之一。
　過去二十年的賽跑下來，中韓兩國的紀錄很接近，尤其是輸出額，幾乎成了兩條重疊著上升的直線，但是近七、八年來，我國一向有貿易順差，去年是十六億美元，韓國去年卻寫下二十五億美元的赤字。
　韓國有三百六十億的外債，我國的外債只有他們的六分之一。平均國民所得比他們的高一半，所得分配方面，我國被視為世界最佳國家，韓國遙遙落後。

成就較好

　更重要的，我國這些成就是在比韓國險逆的外交環境中達成的。他們現在與一百二十多個國家保持外交關係，貿易推廣容易得多，美國仍派遣四萬軍隊長駐境內，韓國在國際組織內也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雖然韓國經濟規模甚於中華民國，不過在經濟效率與福利衛生，中華民國則領先韓國，」日本朝日新聞資深研究員西村敏夫說，他最近剛出版「台灣對韓國的挑戰」。
　未來呢？很少人敢下斷論，但是西村敏夫說：「台灣的經濟已達成熟階段，韓國卻還在成長階段，有潛力。」
　沿著韓國東南海岸，星羅棋布的重化工業區內出來的產品佔了去年出口的四七％，平均每年重化工業出口額成長四○％，已說明韓國經濟正在迅速地脫胎換骨中。而我國同類型重化產品輸出約只有三三％，其中相差最大的鋼鐵製品和船舶，鋼鐵外銷量韓國比我國高五倍，達三十億美元，船舶外銷量更不可以道里計。
　帶著政府種種實質的支持以及自己的船隊和子弟兵，韓國海外工程去年就拿回一百五十億的訂單，居世界第二位，緊追美國，約為我國海外承建的十五倍。
　我國國產汽車的歷史比韓國起碼早十五年。一九七六年，現代自動車經理鄭世永發下豪語「我要讓韓國車能跑遍天下」後，韓國才開始有了國產的「小馬」，在咻咻聲中，小馬已佔據九○％的小轎車市場，十萬輛也開進了中南美、非洲等國。
　雖然設備使用率只達到六○％，現代預計在一九八五年，每年生產四十萬輛小馬，中鋼公司董事長劉曾适說：「如果他們成功了，將是大英雄。」

碰得鼻青眼腫

他透露出憂心忡忡是有道理的，我國三十萬輛車大夥車廠經過漫長的顛簸之旅後，終究又會和韓國在國際汽車市場上碰得鼻青眼腫。現代自動車辦公大樓上刻著的「貿易立國」四個大字，已充分說明其決心。
　韓國的重化工業雖已陷入供過於求的漩渦中，他們卻深信靠著企業集團裹的核心－綜合貿易商，會解決危機，每家公司在海外設有一百多處辦公室，各種商情都在他們收集範圍之內，以便回饋給母公司靈活運用。
　西村敏夫舉例，在東京一地，韓國就派有六百多位搜集商情的代表，我國大概不到十位。西村敏夫更說：「台灣只長於買東西，卻不長於賣東西。」
　韓國的貿易依存度（外銷額佔全國ＧＮＰ）為六○％，韓國大企業對拓展外貿有份責任感，大宇、現代、三星幾乎都各佔韓國輸出額一○％，每個企業都配合政府的經建計劃，訂出一九八六年的生產、鋪售和外銷量。大家更以輸出重化工業品為榮，以紡織品起家的大宇集團現在的重化工業輸出比率已達五五％，四年後，將提高到七○％。
　反觀外貿依存度百分之百的我國，外銷型態卻仍然停留在由三、五個人組成的貿易公司被動等著買主來台灣，以大宗輕工業、附加價值低的產品換回外匯。
　為了擴大外銷，韓國常以外銷實績來分配內銷額，以補貼外銷廠商，彩色電視機能快速追趕上我國，就靠著這個政策的鼓勵。
　一九八一年韓國彩色電視開播後，內銷的利潤為外銷的三倍。做電視的主要兩家公司－三星、金星，在遼潤的工業區裹，一條條綿延無盡的生產線上，從零組件開始到裝配，全都自己來，所以他們可以犧牲其中幾個步驟的利潤，在世界市場上以低價競爭，外銷的虧蝕可從本國消費者的口袋中補償。
　此外，從零組件開始的做法，其他國家幾乎已不採行，但業者認為這是「生根」的作法。以後從消費性電子轉入終端機或電腦組件的生產就方便得多。
　亞洲華爾街日報描述韓國這種轉變過程中指出，亞洲四條龍都在企圖走上這條路，但是台灣家電廠商缺乏遠見，香港政府不願干預民間經濟，新加坡多國公司不願轉移技術，目前為止韓國走得最遠。
　韓國的種種作法，因為兩國社會環境、政治制度不同，我國未必能效法。國貿局長蕭萬長就說韓國以只有市面三分之一的利率來鼓勵綜合貿易商，我國是辦不到的。
　
效法戰鬥精神

　但是韓國模式中的刻若、行動、戰鬥精神卻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韓國的戰鬥精神不只表現在商業區早晚仍然流放著的雄偉軍歌，每條街裹能見到藍制服的憲兵，荷著槍站崗。更具體表現在韓國人民的消費水準上，一出了繁華的漢城明洞區，就很難看到氣氛優雅的西養廳和五光十色的百貨公司，照相機比日本貴三倍，一瓶洋酒約翰走路比原價貴十倍，彩色電視前年才開播，這是韓國的「節省消費、節約外匯」的政策。
　樸實的社會，使得韓國人的鬥志沒有因經濟過度發展而磨損，很多駐韓的歐美技術專家都說：「韓國人是我所見過最努力工作的人。」現代集團的工人每人工作九個小時，星期六也一樣。
　韓國有上下一心、建國必成的動力，因為這二十年是韓國史上罕有的安定、獨立的環境，就如大宇集團企劃部經理李鍾天所說：「我們已窮了幾千年，我們不願再把貧窮傳給下一代。」
　又如韓國在八○年代經濟轉型期內為了維持政治社會的安定，必須讓每年增加二．五％的勞力有所去處，縱使國際經濟將面臨低成長，他們又必須控制物價穩定，但仍得維持每年七％的成長率。
　而為了擴大輸出，韓國又得持續借外債改良設備，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又冒韓幣貶值的危機，影響物價穩定。
　西方人常描述這種情況是「兩難」，但是韓政府和企業人士卻敢說：「我們做得到。」
　我國人尤其佩服，韓國的「政令一出，貫徹到底」的精神。近年來最明顯的例子是為了承辦一九八六年的亞運和一九八八年的奧運，特別在內閣成立了體育部，統籌一切規劃，包括修建八億美元的運動場，勸導投資觀光旅館，工人正在二十四小時趕工為漢城進行「美容術」－拓寬路面、修建地下鐵。雖然在雪夜，路旁一盞盞明燈仍然感覺出這個國家的動力。
　這種動力來自坐鎮在決策者辦公室的往往是一張張正當盛年、有魄力的面孔。內閣平均年齡只有五十歲左右。　

直線的決策

　五十多歲的全斗煥總統每三個月舉辦擴大輸出會議和科學技術會議，有問題會當場指示各有關部會首長辦理。
　韓國政策能貫徹執行實得自於直線的組織，經濟政策和行政中心是在有預算權的經濟企劃院，企劃院外又有十二個強大的智囊團，其中最著名的是韓國開發研究院。
　十多年前，當這個機構成立後，以高於一般大學教授三倍的薪水聘請了大批留美經濟博士歸國，帶動了人才回流的趨勢。目前約有兩百位經濟博士在政府、企業、大學和研究機關的崗位上，是帶動韓國朝野革新的主力。
　韓國是行動派，往往說做就做，錯了再改，而不是經過冗長的討論延擱。例如去年四月，韓國企業融資的靈魂－私債市場發生危機，幾乎坍方，企業借不到錢，韓國政府就在當月將貨幣供給額增加了三○％。
　最受亞洲注目的，是去年七月政府為了挽救工商業困難，將所有公司稅從三五％降到二○％，利率從一四％降到一○％，總共去年利率降了九個百分點。
　去年更是韓國人引以為傲的一年，因為政府成功地將躉售物價上升率控制在四．五％，達到三十年來的最低點。

不怕犯錯

　這種急速的作風，當然也引起韓國國內的批評，例如降低利率使得游資流入房地產投機、減稅和大量投資公共建設，使每年二十幾億美元的預算赤字更為嚴重。
　但是韓國政府仍然做了，一位韓國政府官員說：
「我們負擔不起零成長的後果。」
　丁懋時也指出「他們也常犯錯，但是不怕錯，錯了就改。」
　韓國政府處理經濟的能力贏得大多數國內外的專家學者的肯定，最明顯的例子是與它同樣外債高築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經濟莫不滿目瘡痍。巴西去年的通貨膨脹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貨幣貶值九七％。所以財政部長姜慶植自豪地說：「外商銀行不借給韓國，又借給那裹呢？」
　反觀我國經濟決策較民主化，常常有冗長的討論延擱或拉鋸戰，不但業者、政府、輿論常對某項問題做拉鋸戰，縱使行政院裹也曾發生內政部、經濟部爭執，甚至財經兩部也有相持不下的時候。
　一位駐外者說：「民主國家裡立法院和行政院之爭是制衡，但是行政院裡不應有這種看似民主的僵持。」
　這兩年，韓國政府的改革行動指向了出售國營事業和銀行開放民營。
　韓國政府在設立國營事業初期就採取競爭制，例如煉油廠有五家，但是最大規模的「大韓石油公社」已於一九八○年八月起移轉由民間的「鮮京集團」所經營，一貫作業煉鋼廠「浦項綜合製鋼」也由於連續的盈餘累積，政府技資額已低於五○％。只有鐵路、電力、公路的老闆仍然是政府。
　最近韓國政府大力整頓國營企業經營體制，採取了雷厲風行的作法，例如國營企業的預算完全獨立，由其自行編訂及運用，廢除一百三十餘項報告及核准事項，績優者給予獎勵獎金，營建成績劣者不但降支薪給，更要賠償公司財產的部分損失。
　法規也跟著配合，訂定廢除現行有關的四十個法令，而另行訂定「為促進政府投資機構經營合理化」的基本法令。
　政府是行動派，民間企業也是行動派，韓國企業的幹勁，被很多人形容為「狠」，這可從他們開發錄影機為例。四、五年前韓國的三星、金星和日本各大公司接頭，希望能有技術轉移，但是日本對技術移轉給韓國，非常猜忌，這幾家公司的研究人員就買了錄影機，拆下來自行研究開發成功，然後拿回日本，請求投術合作，而且要以自己的廠牌外銷。

以日本為標的

　韓國面對我國同樣鉅額的對日本貿易逆差，我國企業界總是談日本擋在前面，無法發展；他們卻以日本為目標，要追上他們。
　我國遠東機械總經理莊國欽說：「他們一突破，我們的機會就少了很多。」
　韓國人民遵從政府的法令和團體紀律，可能源於這是個軍事管理的國家，甚至在工廠裹也一樣，軍隊紀律代替了韓國尚未發展成型的企業倫理。在漢城街頭，新頒了法令計程車必須到特定站牌載客，縱使在沒有警察的街道，司機也不敢隨便停下來載客。
　紀律和團結表現在產品上是整齊劃一。一般說來，韓國貨的品質比我國平均，因為他們的大廠多，有嚴格的品質管制，遠東機械的莊國欽說：「韓國沒有二流廠，我國則一流、二流、三流都有。」
　
紀律為重
　
　同樣的紀律也發生在貿易業，我國大小貿易公司數萬家，買主一來競相殺價，到最後只有偷工減料。韓國的貿易商必須具備實績三千萬美元才有資格申請，市場上的秩序就容易維持。
　去年韓國出口業的報價低，我國業者認為這是韓幣大幅貶值的效果，也要求政府大幅貶值台幣。但是國貿局長蕭萬長曾做過粗略調查，他們的價格低得並不一致，足見不是因為匯率貶值。而是韓國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的結果。
　而且去年韓幣貶值實在是貿易逆差和大筆外債的壓力下不得已的措施。我國輕言貶值將得不償失。
　我國政府官員比韓國官員享有清廉的聲譽，（「經濟學人」形容，收賄在韓國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是也有我國業者覺得韓國政府不怕揹上「圖利仔人」的罪名，大力扶植企業，並主動與工商界密切聯絡，互相配合，值得我們參考。
　我國和韓國相比，仍有很多優點，根據美國商業銀行的調查，我國有近八千位電子電機科技人才，比韓國多了兩倍。我國吸引國外投資的獎勵條件也比韓國「堅持一切自己做」來得好。更有較為穩定的政治環境、外債少、外匯存底高，以及較高的儲蓄率。
　而對韓國種種的挑戰，我國也有人提出「韓國模式」，但是適合他們的卻不一定適合我國，就如大宇集團首度顧問金德中指出的：「你們要想，猛力地想，找出在八○年代適合自己的路。」
　效法韓國的戰鬥精神卻不容異議。
　一位企管顧問公司的負責人說：「我們要有迫切感、危機感，安逸的日子已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