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

經濟發展亦稱經濟成長，是指平均勞動生產力連續不斷增加的過程。使勞動生產力增加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平均每人使用的資本增加，更重要的一個是技術進步。
當技術水準固定不變時，個人能有效使用的工具有一最大的限度，增加資本並不能使產量繼續不斷增加。譬如一個司機不能同時開兩部汽車，多配備一輛汽車並不能增加生產力。經濟學中有所謂報酬遞減法則，即其他生產因素數量不變，單獨一種生產因素增加時，每增加一單位所引起的增加或邊際報酬會不斷減少。最大限度達到以後，資本的邊際報酬會變成零，於是不會有人再繼續投資，社會空有多餘的儲蓄而不能用於生產性投資上，因此也不再發生儲蓄，經濟發展就走到盡頭。
在短期內，可以依靠儲蓄和投資促成經濟發展，平均每人使用的資本增加，可使勞動生產力提高。但在長時間內，以平均勞動生產力不斷增加所表現的經濟成長，必然是技術進步的結果。

互為因果

技術進步的意義可能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生產舊產品，也可能是創造發明新產品。假定社會上只有舊產品而沒有新產品，因為個人需要性質的限制，舊產品的銷路很快就會達到飽和。人類慾望有幾個基本性質，一方面貪得無厭，永遠想要更多；另一方面對特定物品則有喜新厭舊所得效用遞減的現象，早晚會對已有的東西失去興趣，此時增加這類產品並不會增加效用和滿足，也不會有銷路。所以經濟發展必然是一方面有舊產品數量增加，另一方面有新產品不斷出現，由各種多樣化的產品就可以瞭解這個國家的經濟在不斷成長。
當技術進步引起生產力提高以後，社會倫理道德如何隨之變化？或是社會文化需具備那些特質才能促成國家經濟繼續不斷的進步呢？
回顧中國數千年歷史（其他國家也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因缺乏技術進步，而致經濟停滯在某個水準之上。或許因為政治清明或混亂，或許因為氣候好壞，或許因為和平或戰亂，使產量發生波動的現象，但是，這種波動常常環繞著一個靜止的水準，這個水準在長期中縱然上升，也極為輕微，而且往往有長期的中斷，實際產量只能在技術水準所形成的上限之下調整。
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的時間經濟都是停滯的狀態。有人一生之間經濟都在停滯階段，或許在幾百年之內看不到顯著的技術進步，這種情況在傳統歷史上倒是一種正常現象，因為技術進步而引起生產力提高和經濟繁榮，通常只是短暫和偶然的。
當技術水準固定不變，構成經濟發展的上限時，人生態度如何去適應呢？此時，整個社會的最大產量是一個定值，總量不變。如果張三多取一點，李四必然會少拿一些，社會調適的結果，必定是在人生態度上鼓吹謙和退讓，對已有的東西感到滿足；不強調追求個人慾望的滿足，而強調個人如何適應外界已限定的環境。
由此可瞭解中國傳統倫理關係特別鼓吹謙和退讓的道理。假定最大產量已固定，個人特別努力並不能使總產量增加，只能引起人與人之間所得分配產生變化，利害關係發生衝突，在社會追求安定和諧的前提之下，必定希望每個人滿足現有的東西，不鼓勵人生追求新奇事物。
由此可見，很多人生態度、人對自然的關係、人與人間的倫理關係可能是經濟環境的產物。但是反過來看，技術不進步可能又和人生態度有關，假定人生態度是積極進取、不斷創造、追求慾望滿足，可能就促進技術進步，進一步帶動經濟發展。因此，人生態度和人際關係的規範，不僅是被客觀的經濟技術條件所決定的因素，反過來也可以決定技術經濟的變化。

有彈性的宗教

究竟一個社會應該具有那些特質，才能一方面有進取的動力，促成社會技術和經濟進步，另一方面，如果不能達成目標，又不會感覺過份挫敗，能有退一步安慰自己的彈性呢？
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曾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宗教具有合理的精神，一個是西方的基督教，一個是中國的儒家。西方人稱儒家為宗教，中國人常感到不以為然，事實上，宗教不一定是崇拜超自然的神，對於一些不能以理性解釋的原則，或對一些絕對的價值標準無條件遵守，就如同信奉上帝一般，也是一種宗教的意義。韋伯認為，只有這兩種宗教有條件促成經濟進步，我覺得很有道理。
翻開論語即可發現，孔子對自然、人生和物質的態度就具有如此的彈性。他並不排斥追求財富或物質滿足，以推動經濟發展，他不不拒絕追求權勢或做官，但是當他追求不到時，也能退一步怡然自得，這樣合理的人生態度或許值得我們學習。西方人雖然勇往直前，但當客觀環境阻礙其慾望達成時，常會引起調適困難的挫折感，而中國人傳統上習慣居於退守地位，一開始就假定客觀環境不能改變，然後就改變、委屈自己，想出各種理由安慰自己。這兩種態度都不能促成社會在不斷進步中維持和諧，亦即同時達到社會進步與和諧的的目標。

求名？求利？

孔子對財富的觀念是這樣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假定財富可以獲得，替人趕馬車也無所謂，所以孔子小時候做過很多零瑣的事（如替人看管倉庫）。但是，假定財富得不到，就隨心所欲，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孔子並不因為這種瀟灑的態度就減低追求進取的意志，但是，他的進取也是順從社會規範的。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換句話說，孔子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
中國自從孟子以後就不肯講利（孔子也不講利，「子罕言利。」）只肯講義，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是，社會變化進步究竟靠什麼推動呢？社會究竟靠什麼分配各種資源，使其發生最大效果呢？主要靠「名」與「利」兩者。因為名利兩字不太好聽，中國知識份子不肯談（只能在心裡想）。所以我用兩個中和的名詞代替，一個稱為「社會報償制度」（social rewarding system ），一個稱為「經濟報償制度」（economic rewarding system）。
經濟報償制度就是說，當社會最迫切需要某項工作時，就提高其工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某項工作如果人人都會做，工資自然下降，參與工作的人數就會減少。經過這種經濟報償制度的調節，社會上的人力就可分配到每個需要的角落。目前社會上每項工作都有人做，並非經建會人力規劃小組所設計，而是由這隻無形的手在推動。
僅有經濟報償制度還不夠，因為財富多了以後慢慢就不覺得滿足了，所以，只靠金錢無法動員某些人去工作，必須用社會報償制度。如果覺得某些工作很重要，就賦予較高的社會地位，從事這些工作可以獲得社會認可和高的評價，使很多人願意餓著肚子做這種事。
在短期之內，經濟報償制度比較有效。市場供需轉變後立刻會影響工資變化，工資變化後大家立刻會考慮變換工作。但是，長期之內，社會報償制度非常重要。儘管社會迅速變遷，某些人從小所嚮往的行業已經沒飯吃了，他們仍然鍥而不捨地幹下去。儒林外史上的范進就是一例，他沒飯吃了還要去考試，快放榜的那天還得拎隻雞到市場去賣。這就是經濟報償制度已經使得唸書混不出飯吃了，但是，社會報償制度長期內還在發生效果，使他想不開。
社會靠這兩種制度把人力資源安排最最有效的途徑，才能促成社會進步。假定社會上人人都不求名利，如何動員人力從事各種重要、危險的工作？我無法想像此時社會用什麼力量來組織推動。因此，有時某些人看輕的一些制度，自有其深意。
經濟和技術條件進步能影響人生態度和倫理規範，另方面，人生態度和倫理規範也能影響技術和經濟變化。假定過於積極，天天想到創造、改變世界，但是力量卻不能及，人生所受到的挫折一定會使內心常統得不到滿足，儘管這個社會的物質生活很富有，精神生活卻可能很痛苦。但是，另一個社會沒有進取的勇氣，只知道調整自己的需要，不斷降低自己的目標以適應技術所限制的社會生產力，這樣也只是自我安慰。例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假定每個人都長期保持這種態度，追求精神方面的快樂，而不追求物質的幸福，誰來努力促成物質的豐富進步呢？這恐怕也不是幸福快樂的社會所追求的典範。
顏回的故事只是拿來作例子，事實上為了未來長遠的目標，對眼前的艱困甘之若飴，或者為了精神上的目標，不顧物質上的享受，同樣是十分理性的人生態度。

滿足慾望也很重要

所以，社會文化應該具備彈性。個人一方面應當積極進取，另方面在達不到目的時，知道如何保護調整自己，對已得到的東西感到滿足，這種人生態度的確存在於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中。此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對於追求財富者鼓勵讚譽有加，他說：「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知識份子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還講大話，多談仁義，是件很丟臉的事。
我認為，個人應該循著正當的社會途徑追求慾望滿足。對個人而言，可以解決生活問題；對國家社會而言，具有推動其進步的積極意義，應該得到道德上的嘉許獎勵而非譴責。孔子時代有這樣的想法，以後似乎漸有變化。或許因為技術長期陷於停滯，使人生走向消極適應的被動態度，而失去積極進取的創造精神，然後進一步引起經濟停頓。中國過去雖然一直在文化上領先其他國家，最後卻停頓在某個水準上，而讓後進國家後來居上，可能就和這種人生態度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基督教自從馬丁路德新教革命以後，相信「預選」（predestination）的教義，對後來的新教倫理影響很大。而韋伯相信，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東方人相信因果報應的宗教，認為做好事才能得到上帝拯救，做壞事則會受到懲罰。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由上帝還是人類做最後決定？上帝豈不是由人牽著鼻子走嗎？依照基督新教的「預選」教義，人並不能因為其行為得救，而是由信得救；每個人都犯了罪，應該受到懲罰，這表示上帝的公正和上帝的義，但是，上帝又必須在芸芸眾生中拯救一部份人，表現祂的愛。究竟那些人會被選定得救呢？只有被選定的人才有道德的能力做好事，做壞事的人是因為上帝沒有賦予其做好事的意志。

九十九件好事

所以，新教徒戰戰兢兢想要證明自己是否會得救，如果做了九十九件好事，卻做了一件壞事，仍然無法獲得拯救。唯有行百分之百的善才證明被上帝選定。新教倫理的影響使新教徒勤勉工作、努力節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富蘭克林自傳中所表現的勤儉、守信、敬業的精神。

新教中的節約精神和中國傳統有許多相近之處。聖經說，人類只是替天上的父看管地上的財產，這就鼓吹了一種努力創造財富卻不浪費財富的態度。聖經上還有一個故事鼓勵人有效使用財富，故事是這樣的：一個主人出門旅行時將財產分交兩名僕人管理，一個僕人把財產原封不動埋在地下，另一個僕人卻將財產投資生利，主人回來以後對善於經營的僕人加以讚許。有人認為，聖經上這個態度和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領先東方有很大關係。
另一方面，中國人對自然的態度和聖經人對萬物的關係差別很大。中國人對不瞭解的自然現象充滿敬畏之情，而加以神化，並且不願與自然對抗，只是在其限定範圍之內調整自己。但是，西方基督教創世紀記載，上帝在創造萬物以後才創造人，讓人做天地萬物的主宰。這兩種心態可能和日後的物質發展很有關係。

危險的心態

中國自古以來，求學唸書是君子之學，強調個人學成以後應用於治國平天下之士，所以有「求名應求萬世名，計利當計天下利」的說法。士君子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不為自己的利，也不為自己的名。這是名利之外另外一種價值，可歸入廣義的名之下。現在教育大為普及，社會經濟功能也和過去不同，許多基本教育目標卻未改變，我認為這是導致現代中國社會調適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過去僅有少數人歷經十年寒窗之苦，然後一舉成名天下知，治國平天下，這些人自然應該追求天下利和萬世名。但是，現代社會的芸芸眾生，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愈來愈多，如果人人都不想積蠅頭小利，只想追求天下之利；人人都不想個人之名，只想求萬世之名，這個社會一定相當危險。
社會學家Robert Merton 說，社會強調的目標和提供的正當或「合法」（legitimate）手段如果不一致，必定會形成社會的各種困難。因為，這種遠大的目標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達成，絕大多數的人不管多麼努力都是註定要失敗的。在「求名應求萬世名，計利當計天下利」目標下，絕大多數的失敗者應該如何安頓自己呢？當然，人一生都在學習調整自己適應各種挫折，以避免崩潰。多數人都能學習得很好，社會也提供類似家庭等制度或友情來撫慰個人的創傷，重建奮鬥的信心。
但是，仍然有部份人適應不良。一類人是進取型，失敗以後會力求創新，可能因而促成了社會的進步。另一類人是破壞型，既然不能遵循傳統規範達成目的，便違反傳統規範，以不正當的手段達成目的，因而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破壞型的人為求心安理得，會自行創造一種副文化（sub-culture ）來認可自己的行為。例如，馬路上呼嘯而過的飛車黨雖然為社會所不齒，他們卻在自己的小範圍裡找到一套標準，補償因為無法透過合法途徑達到目標的挫敗感。 還有一類人是退守型，遇到挫折後就退縮一角，自卑自憐，自覺一無是處，終於發生精神方面的問題。在我國現代的社會中，後兩類的人有愈來愈多的傾向，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無法經過社會認可的途徑，達到社會期待的目標。
社會目標和正當手段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是：經濟技術急遽發展，人生態度、行為方式和社會價值卻還停留在過去的傳統中，無法隨之迅速調整。因此，除了個人的人格特質應當具備彈性之外，社會價值系統亦應隨著經濟技術發展有效地分配人力資源，不僅只重視政治方面人才，對於技術物質創造方面也賦予相當價值，使得第一流人才願意從事這些工作。

經濟進步、道德落後

從歷史看來，中國的社會價值也有相當大的變化。在遠古時代，中國對物質創造方面的評價很高，傳統燧人氏鑽木取火，提高了生產力，有巢氏構木為巢，改善人的生活。中國人對於這些技術創新都給予相當崇高的地位。史記貨殖列傳中對技術人新的人也很讚賞，司馬遷對計然經管財富有道評價很高，對農工商礦也相當重視。但是，社會價值後來卻偏向政治管理方面的人能。似乎不再賦予技術創造很高的評價，而傾向於適應已存在的環境。以中國的太師椅為例，因其外型方正，必需正襟危坐才能適應；而西方人考慮到舒適問題，設計有彈簧的沙發來適應人體的需求，這就代表兩種不同的思想態度。中國人往往習慣於適應現況，努力調整自己，而西方卻努力改變世界，適應自己的需要。事實上，所有的發明創造都來自對現況的不滿，如果每個人從小就學習調整自己以接受現實，發明創造從何而來呢？
因為缺乏積極的發明創造精神，所以我國文化雖早已超越他國，卻停滯不前，等到西方工業革命之後再領先中國。在兩百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比較中國和英國的區別，他認為，中國是富有卻沒有進步的國家，而英國自工業革命後，即由貧窮開始邁向進步。西方從工業革命之後，就迅速領先技術停滯的中國，兩百年以後，中國反而成為經濟落後的國家。但是，我國雖然接受西方技術促成經濟進步，在價值、態度、行為方面依然因襲傳統，造成李國鼎先生所說的「經濟進步，道德落後」的現象。
近幾年來，社會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現象。事實上，中國傳統的五倫並非不好，而是經濟、社會迅速變遷造成更複雜的人際關係，使得個人從父子、兄弟、朋友等特定關係形成的身邊世界，走進一個陌生社會中。個人每天接觸最多的往往是非特定的陌生關係，這種關係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可以用「忠恕」涵蓋，但是，僅僅是想到並不能代表真正很重視這個問題。

發揚「第六倫」

目前我國社會缺少一套個人對非特定大眾關係的規範，而且大家並不重視這種規範，才引起許多社會調適的困難。李國鼎先生將這套關係稱為「第六倫」。過去的五倫要求個人盡很多義務，但是，六倫僅要個人行為不要損害到陌生人。個人應該遵守各種規範使社會能正常運作，如果人人都不顧及不認識的人，社會秩序就會遭受破壞。社會是一個工具，幫助我們達成各種人生的目的，社會秩序受損，使這個工具的效率降低，個人目的之達到也勢必受到不利的影響。（孫震為經建會副主任委員）（呂錦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