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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財經問題的結 — 從改革制度著手

趙耀東與徐立德兩位部長任職一年給我們最大的感觸,不是他們兩位已經做了多少事,而是憑他們的衝勁與說服力,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事沒有做?為什麼他們一再想做的事仍處處遭到阻力?從國營事業到賦稅改革遭遇的困難,說明了個人的力量幾乎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財經政策要峰迴路轉,必須要相關制度的全面革新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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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勞有目共睹,功勞在那裡?
 經濟繁榮、外貿成長、利潤增加時,財經政策得到稱讚;經濟蕭條、出口萎縮、利潤減少時,財經政策受到責難。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固然有欠公允,但中外皆然。
 當美國的失業率達到一○.八%時,受到責難的不是美國工商界的不爭氣(得不到訂單)、不識大體(解僱員工),而是雷根政府的經濟政策。
 當台灣正經歷三十餘年來最嚴重的經濟風暴時,首當其衝受到批評的也是我們的財經當局。
 就當前的三位財經首長而言,有一些人認為俞總裁太保守、趙部長太衝、徐部長太注重人際關係。但客觀地說:俞總裁的持重與判斷、趙部長的膽識與遠見、徐部長的機智與辯才,此外又有孫院長的經驗與裁決,是個既有定力、又有衝力的財經內閣。但是為什麼在社會上普遍的感覺是「財經政策的無力感」?
 從立法院的答覆質詢、電視訪問、公開演講到私下談話,趙、徐兩位部長表現了他們在工作上的全心全意,態度上的任勞任怨,政策上的敢作敢為。一年來,他們的辛勞有目共睹,但他們的功勞又在那裡?

二、令人擔憂的財經問題

 也許大家太心急了,不切實際地以為財經首長本身能夠創造奇蹟;也許大家已等待得不耐煩了,過高地希望新任的首長能夠扭轉乾坤。不論大家是否操之過急,當前存在的種種財政、經濟、貿易、投資問題確實令人擔憂。例如:
 (一)稅制依然欠公平–薪資所得稅負過重、非薪資所得普遍逃漏。
 (二)行政效率(包括稅務行政)依然有待大力加強。
 (三)金融體系沒有發揮應盡的功能。
 (四)有錢人透過各種方式仍把資金外流。
 (五)大部份的國營事業缺少效率。
 (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仍多以家族為中心,有賺錢的本領,但缺少企業家精神。
 (七)外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不夠。
 (八)產品仍以勞力密集、加工、裝配為主。
 (九)民間對長期投資裹足不前。
 (十)建築業因融資困難,成為近年來最不景氣的行業。
 (十一)財經部門缺少各階層的專才。
 (十二)公務員待遇缺少彈性,影響工作意願。
 (十三)與工商界直接接觸的極少數公務員仍欠廉潔。
 (十四)一些政府宣佈的計劃只是紙上作業。

現代化的瓶頸

 上面列舉的只是大家擔心的一部份。但是,這些問題的存在變成了我國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嚴重瓶頸。因為這些問題已經產生了這些可怕的後果:
 (一)資源分配扭曲。
 (二)經濟效率緩慢。
 (三)投資意願薄弱。
 (四)財富創造困難。
 同樣值得重視的是:對這些問題的束手無策,腐蝕了大家對政府的信心,也增加了外商近來對我國財經金融政策的公開批評。
 這些問題像滿天的烏雲,使人預感的是風暴的來臨。目前大家一致預測:當世界經濟復甦以後,我國的經濟成長將更低於韓國與新加坡。台灣–這隻一度被譽為充滿活力的經濟小老虎,將會氣喘如牛般地被拋棄在這兩個國家之後!
 
三、設立「現代化制度委員會」

 細察上述這些問題,幾乎:
 (一)全是多年來的老問題,並不容易短時期解決。
 (二)並不全是財經問題,因此財經當局本身也沒有辦法解決。
 (三)並不全是純粹的政府部門問題,因此政府部門的本身也無法解決。
 不論這些問題牽涉的層面多複雜,全國上下一定要設法解決。為了求生存,求發展,我們別無選擇。
 這真是我國經濟所面臨的一個關鍵時刻。
 一九三○年代羅斯福的「新政」克服了美國經濟大恐慌,二次大戰中邱吉爾的流血、流汗、流淚激發了英國人的愛國情操。八年抗戰中先總統 蔣公的領導,使我們戰勝了日本。
 這些都關鍵時刻的先例。
 在當前這關鍵時刻,如果多拖一天,就多傷國家一天元氣!在經濟急流、暗礁、淺灘上航行,船到了橋頭就會擱淺。

制度的問題

 細察這些問題之沒有解決,我們會發現: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也就是說不是由誰來擔任財經首長的問題,而是各種制度的牽制問題。舊制度不修改,新制度不建立,新任命的財經首長,即使有通天本領,也只能有表面的新氣象,無法產生持久的貢獻。
 由於三十餘年來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快速變遷,原先制度中的制衡變成了今天的牽制。這些牽制在財經政策方面主要來自主計、人事與考試部門。民主政治本就是一個制衡的制度,但如果「制衡」的結果是使誘導經濟發展的這部財經引擎癱瘓,那麼全面的革新就變成了不可或缺。
 多年來政府首長中如李國鼎先生,學者中如王作榮先生不斷地強調建立現代化制度的重要。健全靈活的制度是發揮相輔相成的正面作用,不是處處束縛的負作用。
 切中時宜的制度是協助解決問題,不是製造問題。當現代化的制度上了軌道,建立了其應有的獨立性與權威性之後,人的重要性及人為的因素就相對地減少。
 可惜在我們的社會中要修改法令制度是何等的困難!但是除了全面革新實在沒有別的捷徑可以代替。一切以往常用的折衷的、權宜的、例外的辦法只是在拖延問題、掩飾困難,不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因此筆者誠懇地建議:由總統召集五院院長,並指定若干位部會首長、民意代表與專家學者組織一個最高層次的「現代化制度委員會」。規定期限,提出全面革新計劃,逐步付諸實施。只有這樣,才能解開財經問題的結。
 這樣的全面革新,才能使中華民國在最短時期內,在各種制度上–如人事、考試、主計、金融–脫胎換骨,使我國不僅能披上現代化的外衣,更有現代化的實質。
 多年前王雲五先生曾主持過類似的行政革新工作,但效果不彰。記取他的經驗,有助於這次革新的成功。

建立典範

 唯有在總統的親自督促之下,現代化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也唯有這種制度革新的配合,當前山窮水盡的財經政策,當前種種無法解決的財經問題,才能峰迴路轉,進入一個真正的新境界。
 如此,歷史將會記載:一九八○年代的中華民國在蔣總統領導下,完成了一件歷史性的任務–為全世界的中國人在台灣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民主社會應有的現代典章制度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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