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經濟 — 啃嚙經濟根脈的地鼠

一家百貨公司內，客人認為八折價不夠便宜，掉頭而去，卻立刻被售貨小姐連聲急促的呼喚叫了回去：「我不開發票，算你七折，你可不能說出去喲！」這筆交易圓滿達成，雙方皆大歡喜。
　類似的事例，每天發生在大家身上。地下經濟活動層出不窮，上自大企業家，下至每個升斗小民都在或多或少地參與。
　醫師、建築師、演藝人員、會計師與律師，他們絕大多數出入華屋轎車，是眾所公認的「高所得者」。然而一項引證財稅資料中心數據的調查發現，他們平均每月核定的所得額，只有一萬零七百元，比薪資所得平均的一萬二千六百元還要少。
　行政院主計處最近調查流動攤販，初步粗略估計，每日收入以兩千至三千元最為普遍，一天賺一萬塊錢以上的「小販」也大有人在。
　換言之，全省五萬餘家流動攤販中，有半數以上的人每月收入在六萬元以上。他們大多年輕力壯，駕駛汽車穿梭街頭販賣，已不再是稅法上規定可以免徵營業稅的「肩挑負販沿街叫售者」，也不再是傳統觀念為「無謀生能力的可憐人」。然而財稅單位未能掌握他們的資料，無法課徵所得稅。
　士林夜市一位炸香腸的小販，擁有四棟五層樓的店舖公寓，出入以賓士轎車代步；基隆廟口一位賣肉羹的小販，每月收入以二兩黃金計算，換句話說，他每天的收入至少四萬元。
　警方也一再破獲走私錄放影機與地下工廠。甚而由於地下工廠仿造外國名牌香水，盜印外國書刊，被人譏斥為海盜，惱火的外商還頻頻向我國政府抗議，使得國家商譽受到嚴重損害。
　有些民營企業或個人，假藉各種名義，鑽法律漏洞，想盡辦法把資金流出國外，也使國家外匯管制面臨挑戰。
　地下經濟普遍存在我們的社會，有如啃嚙大樹根脈的地鼠，東咬一口，西咬一口，雖然大樹外觀無恙，根脈卻已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殘害。
　國內第一篇探討地下經濟的論文作者錢釧燈以經濟活動的總交易量估算，認為我國地下經濟規模約佔GNP的二三．○三％。許多人認為可能不止這個數字。
　實際數字究竟確為多少，專家學者一致認為難以確切估計，而其確切資料也從掌握。然而地下經濟損害國家稅收、擾亂金融體系、扭曲經濟指標、破壞法治紀律，則是眾所有目共睹的。
　有關地下經濟的定義，從稅法、經濟、法律的觀點來看，各有不同，歸納而言，有些人從事合法工作但不申報所得，有些是違法經營而不繳稅，他們的經濟活動均未列入官方紀錄，而且雖然逃稅的程度有異，但都助長了地下經濟。
　逃漏稅、攤販、地下工廠、套匯、走私、販毒、惡性倒閉、賭博、受賄、地下錢莊、不法的變相企業經營、標會、地下色情、兼差與作假帳，這些全都是地下經濟的一部份。
　錢釧燈估計，民國六十三年能源危機以後，地下經濟快速成長，以致官方統計資料低估了一．九三％的經濟成長率。他說，如將實質國民生產毛額（GNP）與地下經濟合併重估，六十九年的經濟成長率應該是九．九七％，而非七．八六％。
　學術界已有人在擔憂，低估經濟成長率，將導致政府政策制訂產生偏差，例如政府為了維持某一既定要求的成長率，或許會採取趨向膨脹的經濟政策，以刺激成長。
　但是主計處第三局局長黃子貞並不贊成經濟成長率被低估的說法，他說：「我們在計算國民所得時，已將地下經濟部份算入。」
　他解釋說，從需求面計算國民所得時，已將全國總生產量、勞動力等因素囊括，因此地下經濟活動當然已在計算之內。
　一位稅法專家對這種「已將地下經濟列入國民帳 」的說法，嗤之以鼻，他怒氣沖沖地質疑道：「難道有關當局算得出套匯、走私、以及滿街亂跑的小販收入與生產力？」

冰山的一角

　一位官員指出，只要買賣交易雙方之一的行為合法，國民帳上自可表現得出，例如地下工廠產品外銷，海關存留紀錄；但是如果雙方均屬違法，如走私、販毒等，完全不為官方所知，則在計算國民所得時，「很可能是漏掉了，」他坦承道。
　不過，他不認為有必要適度調高GNP，「因為漏掉的部份應該不會太多，例如攤販漏稅，頂多幾千萬元，對一兆七千億元的GNP而言，影響實在微不足道。」
　然而，地下經濟規模與我國不相上下的義大利，在一九七八年時，已自動將一九七五至七八年的GNP上調一○％。
　逃漏稅是地下經濟活動中，比例甚重的一環。財稅資料中心在處理六十九年度綜合所得時，發現匿報、短報而應予發單補繳的稅額將近二十四億元，佔總稅收○．六％。這是整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丁點尖角而已，其他看不見–逃漏而未被查獲–的部份，還真不知該有多少。
　據財政部稽核組一位資深稽核估計，每年逃漏稅金額，大約應在三百億元以上，至少佔全年總稅收的八％。
　財政部分析發現，漏稅方式，在營利事業所得稅方面，大多數漏開或短開統一發票，以匿報營業收入；在綜合所得稅方面，則大多數漏報執行業務收入，或分散所得以逃避累積稅率。
　納稅意願不強，以及存心投機取巧，是社會大眾費盡心思逃稅的一大原因。這使得許多法界人士搖頭歎息說：「我們的社會紀律需要重建。」一般人的取巧心理也助長了不法份子的鑽營，「發票黃牛」就是其中一例。
　「發票黃牛」利用虛設的公司行號，把請領來的統一發票，賣給有需要的公司，因而買發票的公司毫無銷貨紀錄，而真正有收入紀錄的「黃牛公司」，到了報稅季節就宣佈倒閉，逃避繳稅。
　建業會計事務所會計師張龍憲表示，公司惡性倒閉，存心逃漏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稽徵機關又苦於追繳無主，造成「呆稅」，也是財稅當局應設法堵塞的一大漏洞。

未建立納稅義務觀念

　自從前年取消筵席稅，提高營業稅後，大小餐館一夜之間價錢猛漲，而且巧立索費名目，花樣百出，把業者該繳的稅金，全數推給客人繳交。
　一位經常籌辦筵席的人士抱怨說，服務生只會交出一張開列各種名目的索價單–開瓶費、場地費、服務費、小費……等，卻根本不會主動開發票，他怒不可遏說：「如果我要發票，價錢馬上高一成。」
　「不過，如果事先講好不拿發票的話，餐館經理會多送一道菜」，他的語氣緩和了些，卻對餐館寧願多送一道菜也不肯報稅的心態大惑不解。
　難怪財稅資料中心資料處理組組長朱兆銓會喟歎說，目前一般國民視服兵役為義務，卻未建立納稅觀念：「許多人認為不當兵沒面子，卻總認為會逃漏繳稅才表示有辦法！」
　這種趨利僥倖的觀念，一方面固然暴露了國民蔑視法紀的心理，一方面也說明了現有的法律與稅制不能配合社會變遷的事實。
　一位稅務專家就批評當前經濟法律「防弊重於興利」，這種現象尤其在資金外流方面特別明顯。「外匯管制辦法」使得一般人民頂多到銀樓買賣黑巿美鈔，但是「腦筋動得快」的人，卻可假藉貿易之便，大規模套匯，潛逃國外，無從懲治，法律的嚇阻作用未充份發揮。
　既然有漏洞可鑽，又可逃避懲治，社會上有愈來愈多的人蔑視法紀，肆意逐利，地下工廠就是個好例子。一位高級稅務官員在分析地下工廠愈來愈多的原因時，憤然指出：「明明不可以在住宅邊開打鐵工廠，不准許這類的工廠登記，可是廠家偏要開，要賺附近居民做鐵窗、鐵架的錢，有什麼辦法呢？」

商業型態開倒車

　地下經濟敗壞社會紀律，而它的有利可圖，往往變本加厲地更引誘一些人紛紛修改自己的道德規範，轉入地下，律師陳井星指出，其中尤以愈來愈多的攤販阻街逐利，最具不良的「暗示」作用。
　流動攤販之多已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由於業者不納稅、不需負擔店面開銷，以薄利傾銷廉價劣品，形成「賺錢容易」的現象。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陳聽安斥責攤販問題：「非但對誠實納稅人與規矩商人造成不公平，而且養成國民取巧的心理。」
　一位律師半嘲諷地說：「大學生擺地攤曾引人談論，說穿了也是學生為了有利可圖，這種擺地攤賺錢的心態，無疑是對高級知識份子價值觀的一大諷刺。」
　國家在進步，商業型態卻開了倒車–愈來愈多的生意人捨店面不入，卻在大城小鎮滿街奔跑；生意人至少有兩本帳，除了老闆本人外，沒有人知道究竟真正產銷如何；地下工廠製造劣品，貽笑國際且危害國人健康，規矩的廠商也受到商譽破損的連累，闖不出市場；人民不進銀行，卻熱衷標會，或向地下錢莊借錢；街頭巷尾處處是販賣地下色情的理髮廳，讓人為了找不到「真正可以理髮的地方」而煩惱；有人能瞞天過海流出大筆資金，大老闆逃大稅，一般人想辦法隱瞞兼差所得或租賃所得……。
　財稅機關從來不向走私集團、販毒、賭場、地下色情、地下錢莊、地下工廠、地下期貨公司課稅，反而正正當當工作以求溫飽的人一文不少地繳稅，可能是地下經濟最令人感到不公平的一點。
　台北市國稅局長張耀東指出，傳統的觀念認為，向違法經營者課稅，等於承認他們合法，「顯然傳統的觀念與所得稅法的觀念，放不在一起，」他批評說：「地下經濟也耗用了社會成本，因此從公平觀點而言，地下經濟也是勞務所得，當然應該課稅。」
　面對地下經濟問題，最難的就是觀念問題，有人認為「能不繳稅才有辦法」，有人以為「只能向合法賺取所得的人課稅」，糟糕的是，錯誤的觀念，往往影響了制度的更正與作法的突破，更遑論為適應需要而增刪法令條文。
　我國現在已有三十五種經濟法規，超過二十年未修正，以致有人批評我國現行經濟法規「老、弱、醜、亂、慢、空、缺」。因此，經濟學家侯家駒指出，有關當局必須衡量經濟社會的變遷情況，全盤改進財經法規，該廢止的應及早廢止，該制訂的應及早制定，該修正的應加速修正；而且執法須嚴格徹底，以免地下經濟坐大。
　地下經濟在啃嚙著經濟進步的根本，向標榜「公平原則」的賦稅制度挑釁，也困擾了本本份份的老百姓。一位經濟學家難忍心頭憂慮，他說：「除了國家的稅收流失，也造成誠實納稅者感覺不公平，或許會因而懷疑政府的威信，地下經濟如果再繼續猖獗下去，國家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恐怕就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了。」

兩本帳簿玩花樣

　公司至少有兩套帳，早已是生意經所必需的。一套是真正的帳，老闆自己看；一套是報稅的帳，給稅務機關看。有些公司甚至還有給股東看的第三、四、五套帳。
　張龍憲說：「中小企業較常作假帳以逃稅，尤其家族企業把家用支出、家用汽車、私人出國觀光的費用全部報為公司開銷，造成開銷大、利潤小的假象。」
　財政部賦稅署署長薛家椽也指出，經營進口的大公司通常帳目清楚，但是愈往下游愈是漏進漏銷得厲害。
　這就牽扯到地下會計師替人作帳的問題。文化大學副教授黃松榮說出內幕，由於法律規定會計師不能替人作帳，因此地下會計師的所得無從申報，也無需申報。
　「准許合格會計師替中小企業建立健全帳目，是解決作假帳與地下會計師問題的根本之道，」張龍憲說。
　將個人財產分散，以逃避累積稅率，也是一些「有辦法」的人常在進行的地下經濟活動。財政部稽核組副組長盧欽滄指出：「許多大老闆都曾被查獲漏稅。」
　根據查案結果，大老闆常把股票名義移轉給在國外的子女、公司職員、司機、傭人。
　稽核主任林皆得說：「大老闆要逃稅太容易了，有人虛報購置機器，浮報交際費，有人套匯，也有人虛列外銷佣金支出，花樣百出，查不勝查。」
　許多人認為企業界逃漏稅反映了稅負沈重、核稅不公平，以及稅法未達嚇阻的事實。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陳聽安建議租稅制度應修改，降低稅率，讓人民樂於負擔稅賦。
　律師尤英夫乾脆指出：「罰錢不足以嚇阻企業家逃稅，地下經濟若不受判刑入牢的制裁，無異鼓勵人民犯法。」
　財政部也發現，大多數人售屋並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這種現象在都市發生得尤其頻繁。「總有人認為房子賣得不夠賺錢，根本不願申報，」林皆得歸納說明。
　房東不申報租賃所得也經常可見。主計處調查國民所得，發現全國有五十餘萬戶向房東租屋居住，但是財稅當局卻只掌握了十萬戶房東的申報資料；換言之，全國八○％（四十萬戶）的房東未申報租賃所得。
　財政部政務次長陸潤康就曾在一篇報導中指出，人民習慣隱瞞租屋收入，因為房客付現款，無法留下紀錄，而且房東、房客經常合作欺瞞。
　一位室內設計公司老闆有三層大廈住屋閒置，他分別以一萬五千元租給單身女孩，卻從未申報這三份收入，不過他並不在意自己有逃漏之嫌，「等於三個人工作哪！」他眉飛色舞地形容，「萬一真有人來查，就說是借給朋友女兒、女兒同學、遠房侄女暫住，」他胸有成竹地盤算著。
　家庭副業與兼差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可見。例如家庭理髮店、家庭裁縫、家庭托兒所、養雞、種菜、代人打字、記帳、大學生兼家教、教師晚上替學生補習等。

傻瓜才申報兼差

　一位國中教師每週一、三、五晚間擔任一個孩子的英數家教，索價七千元；二、四、六晚間為三個學生補習英文，索價一萬二千元。別人問她為何如此「拚命」時，她總是笑瞇瞇地回答：「為了賺錢」。兼差所得加上教師薪資所得，每月有將近四萬元的收入，完全不需申報。
　家庭僱佣通常也未申報所得。一位教稅法的大學教授請了奶媽幫忙帶兒子，在接受訪問時，他侃侃而談「婦女家庭式的勞力活動應該課稅」。
　然而私底下，他並未為兒子的奶媽申報所得，「反正稅捐機關根本無從查起，為何要報？」他大不以為然地反問，深怕因而嚇跑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幫手。
　隨著工商業社會結構急速的改變，「守著電話」也能賺錢。一位計程車司機就靠電話聯絡飯店或旅行社，載客四處觀光謀生，客人給他的每分錢都盡入私囊，他得意洋洋地吹噓著：「這才真是賺錢的本事。」　
　身懷一技之長的人，在這個社會顯得特別吃香。例如會計小姐晚間替人作帳，電腦程式設計員晚上在家替別的公司設計軟體程式。

大圈、小圈的暗號

　自由職業者的收入既無收據憑證，也沒有一定的收費標準，所以逃起稅來往往較常人容易，成為財稅機關大感頭痛的問題，財政部長徐立德形容對自由業者加強稽征的急迫，已使財政部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
　賦稅署長薛家椽提出他的經驗說：「絕大多數的醫師向來只申報三○％的實際收入，而隱匿了七○％。」
　稅務機關試過許多追查醫生真實收入的辦法，例如派稅務人員駐診觀察營業狀況、調查銀行存款，或是查閱帳冊，但卻屢遭醫師「不便民」的抱怨，「而且查帳也有實際困難，有些醫生在病歷表上劃大圈、小圈，讓護士或藥師計算價錢，可是我們根本看不懂這些暗號，」薛家椽啼笑皆非地指出。
　也有許多醫師、律師、建築師和會計師，把個人日常生活的各種開銷盡可能列為「費用」，讓高所得與高費用相互抵銷，以逃避稅負。以致統計資料發現，每五個醫師就有一個醫師的全年淨所得居然是零，換算起來，全國有五分之一的醫師每月收入還不到九千元，令人難以置信。
　一位稅務人員就常用兩句話形容自由業者逃稅容易，他說：「大部份的資料我們無從掌握，能掌握的部份如日常費用和工作開支等，卻又被併列。」
　國內醫藥界向來盛行「醫師索回扣、藥商送紅包」，雙方暗盤交易，也淪為地下經濟活動。
　地下工廠滋生更多的社會問題，陳聽安指出，它所仿造的假藥、假酒危害人體健康，使得善良大眾受害。
　一般而言，地下經濟的生產力遠較合法經濟的生產力低，但是有些地下工廠仿造逼真，獲利甚高，使得學術界開始懷疑，如果地下經濟的獲利率高於合法經濟的稅後獲利率，資源是否會從合法經濟移轉到地下經濟，造成資源配置的不當。

劣幣驅逐良幣

　中興大學財稅系教授陳文龍指出，資源配置不當，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反淘汰現象，進而扭曲了所得分配，降低生產效率，將導致整個社會福利損傷與經濟秩序混亂。
　地下工廠不理會「登記不准」的管制，逕行營業，以致政府缺乏他們的資料，無從掌握。因此，薛家椽認為，處置地下工廠問題，「必須將登記與管理分開」，他說：「即使工廠不合格，不妨仍准許登記，財經機關有了資料，才能瞭解狀況、課徵稅賦。管理方面則應加強，以嚴格取締的辦法要求不合格工廠限期改進。」
　地下工廠以及許多變相經營的地下色情行業，已龐大得讓陳井星恐懼未來會發展成為一種「新團體的事業」，他說：「放寬登記，加強管理，讓它們變成合法，將有助於量化所有的交易活動。」
　儘管有些官員認為不妨設法讓地下舞廳「轉到地上來」，徐立德卻擔心地下舞廳合法化，「有違勤儉建國的政策，」他說。
　我國的失業率一直未超過二％，偏低得令人欣喜，也令人懷疑：「是否地下經濟支持了失業率偏低的現象？」主計處一位官員指出，經濟不景氣造成不少人失業，這些失業人口很可能擺地攤，合夥經營地下工廠，或改操地下色情，「因此失業率有被低估的嫌疑，」他滿腹狐疑地說。
　政府有管制，民間就有人要逃避；有人需要洋貨、毒品、外匯與資金，就有人藉走私、販毒、套匯與地下錢莊滿足需求，法律尊嚴為之蕩然無存。
　陳聽安將供需與管制間的關係比喻為水塘。他說，當一個被封堵的高水塘滿盈時，總有些水會自覓間隙，流進低水塘。這個低水塘，就是地下經濟的一部份。
　中正機場海關緝私組的一位官員指著成堆查獲走私進來的日製錄放影機說：「自從宣佈限制進口日貨以來，突然頻頻查獲這類貨品。」

需求與管制的矛盾

　民間巧變花樣，把資金流出國外，或是不經外匯指定銀行購買外匯，天天都在發生，衡陽路、西門町一帶的銀樓，每天有人鑽進後面辦公室買美鈔，就是個說明。
　有人並非故意套匯。例如出國觀光的人擔心政府規定的結匯不夠，向銀樓買外幣、匯票、旅行支票；留學生把美鈔夾在信中寄給父母，民間私下把它換成台幣。
　就連一位財稅學者在敘述地下經濟各種現象時，也毫不避諱地承認：「我每次出國進修，都要到衡陽路銀樓買美金，因為政府所准予結匯的金額實在是不夠用。」
　顯然社會上確實有放寬外匯管制的需要，但是由於有一些非經濟因素的顧慮，短期內政府還放不開管制的大門，只好幾乎是以半容忍的態度，不碰小額套匯的問題。這種尷尷尬尬的態度，多少也暴露了無法正視的事實。
　有人存心大筆套匯，想盡辦法把所有的財富轉變為外國錢幣，利用觀光名義或藉口業務考察進行套匯，有的在案發前逃到國外，躲避有關當局的懲治，把經濟犯罪的漏洞越扯越大，招致輿論界批評現有的法令與防治措施，趕不上各種套匯手法。
　黑市資金是另種供需不平衡所造成的地下經濟，許多向銀行借不到錢的中小企業，為了週轉資金而求救於地下錢莊，許多薪水階級為購屋而群起標會，幾乎每個有收入的人都曾經或正在參加這種民間的資金互助會活動。
　中央銀行副總裁錢純表示，無從得知黑市資金究竟有多少，「但是總歸不會很大，頂多兩、三百億。」央行研究處處長李庸三認為，只能從民營企業向家庭、個人借貸金額推估。
　據央行資金流量科統計，民國六十九年，全國民營企業向家庭借貸（包括家庭與個人）兩千四百億元，這種民間的黑市資金借貸佔全部借貸市場四分之一以上（二六％），與金融機構的三千八百億（佔總借貸市場三五％）相較，所佔比重相當驚人。其餘就是民營企業相互融資及信用授受部份了。
　由於黑市資金所佔比重驚人，學術界已有人開始擔心，如果金融當局只考慮銀行利率，而忽略利息負擔較重的「黑市」部份，很可能會因此而低估利率。

不敢碰的問題

　地下經濟已氾濫到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步，它對總體經濟、金融運作、財稅收入、社會、法律、道德等方面的破壞，已如地鼠啃嚙樹根般，漸蝕核心，不容忽視。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地下經濟佔GNP二三．○三％的比重稍嫌偏高，例如美國約在一四–三○％之間、義大利二五％、日本一五％。但是各國經濟學家都經常研討地下經濟問題，許多國家政府也主動調整國民所得。
　回頭來看，國內有關經建、金融機構卻對這問題諱莫如深，各類研究單位也甚少認真分析。目前唯一深入探討地下經濟的學術論文，只是一位二十六歲的台大研究生的努力結果，經建會官員曾經表示對這個問題「無什研究」，部份接受訪問的學者，也還不能提出更為鞭辟入裡的分析。
　因此，錢釧燈在論文的結論中，提出了他的呼籲，他表示，政府有必要將地下經濟括入相關的統計資料內，讓統計資料更足採信，也更能反應實際環境，俾便政府能根據較正確的統計資料制定經濟政策。
　會計師張龍憲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政府要面對社會變遷所造成的事實，不能再像駝鳥，明知卻不敢碰它，」他說：「地下經濟只會愈演愈烈，絕不會自生自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