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穩定

我國當前高唱入雲的一個口號是「穩定中求發展」。不過口號總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比如有人把「發展」比喻為馬車的「速度」，而「不穩定」是馬車的「震動」。於是順理成章的說：「為了開快車（發展）必須付出高震動（不穩定）的代價」，不過開快車容易出車禍，所以有人自然也可以說：「我們目前寧可犧牲一點『發展』（速度）以求『穩定』（少震動）」，這種「形而上學式」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倒底說不出什麼所以然。
　我總覺得像發展和穩定這種國家大事，最好不要採取這種「大而化之」的神秘性說法。

如何談穩定和發展

　學術性談發展和穩定少不了要提五個總體經濟學的概念；(1)全國總產品之每年增加率（NQ），(2)失業人口比數（λ），(3)物價上升率（Np），(4)利率（i），(5)貨幣數量增加率（Nm），以美國戰後三十年的經驗（一九五○–一九八○）來說，這五個數字的時間序列（time series）有如圖中所示。我們可以藉著這些時間序列在過去三十年所表現的特質，去瞭解甚麼是「發展」和「穩定」。

(一)發展的定義

　我們從全國總產品增加率（NQ）上可以看出發展速度，所謂「發展」指的就是這個「速度」，戰後的三十年可以均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早期（一九五○–一九六○），生長速度是最快（十年平均是四％）。
第二階段的中期雖然仍舊很繁榮，可是生長速度已經是強弩之末（十年平均數為四•二％）。
第三階段的後期生長速度顯然慢了（十年平均為三•二％）。
　這種階段性的演變說明戰後的三十年美國由早期的史無前例大繁榮時期逐漸進入後期的緩慢生長時期。去解釋後期的生長緩慢，現在我們常聽見一種「石油危機」的論調，其實這種論調靠不住。因為「油荒」是一九七三年以後的事，而生長速度在一九六七年以後就已經有明顯緩慢的跡象，所以我們必須要瞭解最近十年生長緩慢的原因。這是我今天想探討的第一個問題。

(二)實質的穩定


　美國人談「穩定」（stability）， 指的是失業率（λ）的變動，其實這種實質的「穩定」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我們必需至少要區分長期不穩定和短期的波動。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不穩定」，在美國早、中、晚三期的表現是：
（ａ）長期不穩定越到後期，平均失業率越高，早期美國失業率是四–五％，中期四•八％，晚期約六–七％，真是每況愈下。（今年則到了八–九％）。
（ｂ）短期波動的幅度越到後期，震幅（amplitude）似乎也越大。至少沒有減低的跡象。
　所以我們知道，在繁榮的大時代結束後，平均失業率提高（ａ），震幅也越高（ｂ），可以說生長越慢也越不穩定。我們必須嚴格區分長期就業水準降低
（ａ）和短期的波動（ｂ）。前一種是經濟發展問題，需要用長期治本的發展政策去解決後一種是經濟循環問題。需要的是短期治標的刺激性反波動政策。這一種區分對我國當前問題來說真是非常重要。我們知道近一兩年我國經濟發展慢下來了。這是一個長期發展問題，還是一個短期的經濟循環問題呢﹖當前應該注重長期發展政策還是短期反波動政策，這是我希望在本文中解答的第二個問題。

(三)物價的不穩定


　過去三十年，美國物價上升有這樣的一個歷史：
　(1)早期的繁榮大時期，物價是溫和上升（平均年率二•一％）。
　(2)中期物價上升率逐漸提高（平均年率二•三％）。
　(3)在生長緩慢的後期是物價惡性上升的一個「大」時代（平均年率是七•一％）後來達到雙位數字，引起全國焦慮。
　因此「不穩定」除了本來已經就很麻煩的「實質不穩定」以外，又加上一個「物價不穩定」。「穩定」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雜貨舖」。比如我國的論調是「為了發展可以犧牲穩定」，大概指的是「物價穩定」。這種說法很有一種輕視「物價穩定」的意味，認為物價穩定無非是一種無關痛癢的表面現象，所以才可以在雜貨舖中大拍賣犧牲。
　其實這種「輕視物價」的看法，在我國和美國都普遍的流行，這種觀念實在導源於第二次大戰後的極度懼怕失業心理。比如第二次大戰以後各國政府紛紛採納所謂「充份就業法案」（Full Employment Act），把維護充分就業當作政府的唯一的責任，在早期（一九五○–一九七○）的物價穩定時期，這種看法一直被人接受。可是在後期的惡性物價上升的衝擊下，這種看法起始受到保守派學者的攻擊，比如海耶克教授在得到諾貝爾獎後來到我國，在臺大演講時就主張政府的責任不是維持充分就業，而是維持物價的平穩。這種重視物價穩定的主張到了一九八○年左右，終於被英、美各國採納執行，造成近年全球「反對物價上升」的一種狂潮。
　對於保守的經濟學家來說，「惡性物價」上升，是一種病毒，「平穩的物價」幾乎是一種狂熱的「宗教」信仰，我們自然不應該「盲從」。我們需要從一個歷史的眼光去探討，在我國未來的以科技為主的新發展階段，惡性物價上升到底有什麼害處。也是我們需要探討的第三個問題。

(四)利率的不穩定



　在過去三十年美國利率的長期變化趨勢也是每況愈下：
　(1)早期的平均三–四％年率是一個低利率時期。
　(2)中期的平均四–五％年率是一個利率逐漸提高時期。
　(3)晚期的平均七–八％年率是一個高利率時期（近年並且高的可怕，今年夏天利率甚至超過二○％）。
　現在有人說美國人十分懷念低利率「失去的樂園」。
　從工商業立場來看，利率是成本，從分期付款買房子的立場來看，利率是生活費用的負擔，所以利率的居高不下，是大家一致痛恨的一件事，而事實上美國的政府和中央銀行目前也在想盡辦法去恢復那個失去的「低利率的樂園」。
　不過「利率」這問題實在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尤其是在景氣低迷的時候，更是最容易引起人爭辯和誤會的一件事。我只舉一個例子說明有關低利率的說法是多麼的混亂。請看下面甲、乙種說法：
　甲、「為了壓低利率，銀行應該多增發通貨」：這是我國當前報紙上最常見的一種「輿論」。
　乙、「聯邦準備銀行昨日報告，美國十二月初的基本貨幣供給繼續成長，分析家說，最近的增加，使利率即將恢復下降的可能性大減」（見經濟日報十二月二十日第三版）。
　我們的世界真是一個「瘋狂的世界」。因為甲、乙兩種說法恰巧相反。「國人」認為「增發通貨可以壓低利率」，而美國人偏說「增發通貨可以使利率掉不下來」。而事實上現在，美國人的確是很緊張地瞪著眼睛看通貨增加率的報導，只要聽說通貨增加，利率就往上長，增發通貨是叫利率提高呢﹖還是降低﹖
　「增發通貨」四個字在國人心目中算是個好聽的福音，不過在一個使用支票的國家，通貨就是流通的貨幣。所以「增發通貨」用白話說穿了就是「多印鈔票」！要想解開「利率的謎惑」，我們可以這樣問：多印鈔票是不是能壓低利率，如果能，多設幾家印刷廠就可以救國，就可以降低工商業成本。美國所以一聽說增發通貨，利率就上昇是因為怕多印鈔票會引起物價上昇而使利率提高！無論如何探討如何降低利率是本文想解答的第四個問題。

(五)增加通貨的不穩定

　(1)早期通貨增加：年平均率為二•六％，是溫和的增加。
　(2)中期通貨增加：年平均為三•九％，已經大大的提高。
　(3)晚期通貨增加：年平均率為六•一％，是猛然上漲。
　從以上五個指標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過去三十年，美國生長過程中，永遠帶著經濟循環（λ）。
第二、在大繁榮時代結束後期，生長緩慢的當兒時我們看見：
　（ａ）實質的不穩定：失業水準顯然提高。
　（ｂ）物價的不穩定：物價上升率顯然提高。
　（ｃ）通貨增加的不穩定：通貨增加顯然提高。
　（ｄ）利率的不穩定：利率顯然提高到史無前例的水準。
　這些可以觀察得到的證據，生長和穩定問題的「原始資料」。不過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一個結論就是生長緩慢的後期通貨數量的大幅增加，造成惡性物價上昇，導致利率的提高，是個鐵一般的事實，限制通貨增加，限制多印鈔票的重要性，是我想討論的第五個問題。
　要想解釋以上可以觀察到的現象。至少要牽扯到三門學問：經濟發展、經濟循環、總體經濟，雖然對於這三門學問我們知道的都非常的少。但總要分門別類的談一談。

(六)發展理論


　發展理論可以解釋長期發展速度的轉變，為什麼後期生長慢了，如果我們想到一九七○年以後的生長緩慢是全球性，不但資本主義國家如此，而且共黨主義國家更糟，似乎只有一種可能的解釋：生長緩慢是由於繁榮時期突破性的技術改變（原子能、電腦、光學影印、積體線路、太空……）已經慢下來了，一九七○以後的技術改變只是擴散性及應用性的技術改變，力量沒有突破性的技術改變那樣強大。
　有人管一九五○–一九七○那二十年叫第二次工業革命，可以和兩百年以前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比美，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何時降臨，大家有個猜想是會由美國的生物性技術改變帶來。如果遲遲不變，我們只有耐心等著，忍受本世紀最後二十年比較「正常」而緩慢的發展。
　開創下一次突破性的技術革命，大致是美國的責任，因為過去的突破性技術改變沒有一樣不是美國人發明的–美國人的基本科學比日本厲害的多，日本人的專長是擴散性和應用性的技術改變，所以日本最近十年發展比美國快。
　不過全球性的生長緩慢，對日本和我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國家來說，卻大可以「因禍得福」。因為未來二十年我們大可以學日本，在擴散性和應用性的技術改變方面急起直追。我國未來的科技時期的降臨可以說適逢其會。因為在工業先進國家突破性科技發展慢了的時候，才給我們一個追上的機會。這就是我們現在常聽說的「科技發展」就要來臨的歷史觀。
　和我國過去的發展相比，我國未來科技時代發展的產品會遠比過去「種類繁多」、「科技密集」、「品質複雜」、「變化多端」，如果我們想到：石英錶、精密機械、錄影機、電算機、電腦系統、照像機、積體線路……每一種都會有上百種的產品，並且每年必須日新月異，推陳出新，才能和別國競爭，未來的發展速度是要靠這種「技術密集」「變化靈活」的產品來帶動。這些產品的推動，必須集合千千萬萬人的智慧，依靠民營企業家去發展。
　在科技密集的發展階段，長期發展政策的核心是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私人企業家發揮更高的功能，去選擇適當的技術。適當的技術根本是一種工程「經濟」學。如果通貨膨脹使物價變幻無常，也許會妨害了適當的技術密集的選擇。這是物價穩定所以在未來比過去更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因。
　關於就業穩定的理論有長期發展停頓理論和經濟循環，現在分別來說：

(七)長期失業水準理論


　失業率在早、中、晚期逐漸降低，大概和生長的逐漸緩慢有關係，這種理論是屬於長期發展停頓理論（Theory of Long Run Stagnation），是一九五○年代時戰前大蕭條留下的後遺症，這種理論出現過一個時期，左派人士也極力鼓吹這個論調，不過這只是曇花一現，被後來的大繁榮一掃而空。
　這種長期發展停頓理論的核心是考慮到工商業的資本報酬率（用白話說是能不能賺錢），一個國家在資本累積的速度超過人口上升率時，每個工人平均所用的資本物增高，這時依照「物以稀為貴」的原理，使資本報酬率降低。如果生產技術能夠推陳出新，不斷改變，就能補償資本報酬率降低的傾向，給許多新興的工業製造更多的賺錢機會，鼓勵他們投資。在美國誰都知道「發明家」常常是「暴發戶」，而相反的在技術發展停頓時，賺錢的機會少了，企業家也懶得投資，造成發展停頓，失業率提高。
　我們可以用這種長期發展停頓的理論去解釋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後期美國工商業不能像從前那麼容易賺錢，是因為突破性技術改變慢了，所以投資意願降低，失業率提高，日本工商業比較能賺錢，是他們的專長是發掘擴散性的技術改變。無論如何，這種對長期失業水準降低的解釋是和發展緩慢的解釋相配無間，不謀而合。
　我覺得現在外國的長期投資意願低落和失業率提高的背後有兩個基本因素。一個是上面說的發展停頓的理由，另一個就是以後說到的利率居高不下。無論是基於那個理由，企業家在當前和未來的歲月中，投資賺錢比從前大繁榮時期更難了。也許企業家目前仍舊懷念過去的低利率和貿易賺錢的好日子，而不肯投資。不過不能說「難賺錢就不賺」，因為「少賺錢總比不賺錢好」。而事實上也有各種跡像指明，美國的工商企業家也準備接受未來賺錢難的歲月的挑戰。
　我國目前長期投資意願低落的隱憂是由三種歷史因素造成。第一、我國工商企業也許在懷念過去的黃金歲月不肯投資。第二、我國過去企業家容易賺錢是因為我國有便宜的勞工，而未來賺錢需要靠發掘擴散性的技術。對我國企業家來說，這是一種歷史性的新任務。自然感到難以應付。第三、我國的出口導向經濟產品需要在緩慢生長的國外市場競爭。這三個因素都是由於國內國外發展階段性的演變，帶來的一種過渡時期的困擾，而必須用長期發展的策略去解決。

(八)短期失業的波動理論


　失業率從景氣到不景氣的輪迴，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我們可以用兩個不知道來概括我們對於這種波動的瞭解：
　（一）我們不知道波動的原因。
　（二）我們不知道反波動政策的效果。
　這個主題可以由「波動理論」和「反波動政策」一一的探討。

經濟循環的理論


　經濟學家知道有經濟循環約至少有一五○年歷史，衡量經濟循環的工作最起勁的時期是兩次大戰間（一九二○–一九四○），產生許多學派和理論，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大學研究院還有經濟循環理論這門課，無非是把名家的學說分門別類介紹一下–貨幣派、非貨幣派、過渡投資派、心理派、生長派……等。可是始終沒有個定論，後來在第二次大戰以後凱恩斯的短期理論出現以後，風行一時，大家乾脆不談經濟循環，這門課已從國內外總體經濟學中完全消失了，成為歷史的陳跡。
　我們現在對經濟循環不是一無所知，我們知道這輪迴和投資意願的輪迴有關。我們大概也知道蕭條的來臨，無論如何是因為景氣時期產生了一些「結構」的失調而必須調整一下，這是工商業一般的看法，而在學理上是「過渡投資」派的思想的核心。在引進新技術的過程中，各種產品的生長勢必不能完全配合得天衣無縫，經過會有些錯，而不景氣來臨是「改過」時期，去重新調整投資生產結構，根據這種說法，不景氣的來臨幾乎是生長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在不景氣來臨時用刺激方法反波動，無異是不許工商業悔過，結果必會使錯誤累積的越來越嚴重。
　如果在一九五○年左右我們不能瞭解經濟循環的原因，那麼在當前，我們對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循環的瞭解，可以說沒有什麼進步。我們知道，不景氣必然再隔幾年來一次，可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來多久﹖和為什麼來。

反經濟波動的對策


　我們既然不知道經濟循環的原因，自然不會有什麼良好的反波動政策可言。不過過去經濟學家總癡人妄想，以為採納三種政策就可以和經濟循環作戰，利率政策、財稅政策、匯率政策。在我們沒有檢討這三種的政策反波動成績以前，已經可以得到一個鐵一般的結論，就是在過去一百五十年（尤其是過去十年），經濟波動的幅度沒有被任何人為的工具所消滅或減緩。我們應當檢討過去反波動政策的效果！不過應當事先聲明，我想說的不止是學術問題，因為事實上我國當前總有一種輿論，想用匯率和利率當政策工具去和不景氣鬥爭。

用匯率政策反波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金本位時期，固定匯率，根本不是一個政策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物價不穩定，國際收支不平衡，和短期國際黃金之游動，使各國不能恢復金本位，所以在一九三○到一九四○年這階段造成一個非常混亂的「競爭貶值時期」。這是工業先進國家唯一以匯率為反波動工具的試驗時期。然而這個試驗之結果並不良好，使工業先進國家得到一個教訓：工業先進國家不可以匯率為反波動工具。不可以在不景氣時貶值。
　第二次大戰後的三○年，匯率制度可以分兩個階段，在大繁榮物價穩定時期（一五九○–一九七○）行的是在國際貨幣基金制度籠罩下協商的金本位。這種協商式金本位基本精神就是匯率只有在基本結構失調後才能貶值，絕不可以用貶值作反波動工具。而在生長緩慢的後期（一九七○年以後）因為物價波動和國際支出不均衡，使固定匯率不再能承受壓力，各國採取了浮動匯率，這三十年的經濟告訴我們，工業先進國家已經學會了三件事：
　(1)工業先進國家再也不拿匯率當反波工具，有出超的國家尤其不能在蕭條時用貶值刺激出口，這是工業國家想都不再想的一件事。
　(2)最好是各國追求物價穩定，而促使匯率的穩定。
　(3)如果各國物價不穩定，物價上昇的速度不一樣，就必須採取浮動匯率，使匯率作為調整工業國家間收支均衡的工具。
　我國去年八月有不景氣和出超，本來應該升值，不過央行受不了壓力就做了一種「象徵性」和「安撫性」的貶值，使我們出超的因素一直存在。近來一直仍是出超，使我國外匯存底和商業銀行的準備不斷提高，大大增加了物價膨脹上升的危險！現在中央銀行不升值，就必須採納大幅度的緊縮通貨政策。所以去年月間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貶值，實在是種下了今夏物價上升的後患了。

用財稅政策反波動


　以財稅政策作為「反波動」工具，由凱恩斯學派在一九五○年以後提出，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彌補政策（Compensatory Fiscal Policy）主張在不景氣來臨時，政府多花錢去彌補私人花錢的不足。不過這政策無非是一種浪漫的幻想，在人類社會中從來沒有認真實行過。
　我們不難想像為什麼財稅政策在反波動方面派不上用場。第一、在不景氣時，我們根本不能預測「不景氣」的久暫。第二、政府預算程序沒那麼靈敏，等到政府編好預算，真正花錢的時候，不景氣多半早就過去了。第三、政治程序使削減政府支出特別慢和特別難，所以癡心妄想用政府支出作反波動工具的結果，往往會使政府支出不斷的增加。波動沒有反成，倒讓政府養成花錢的壞習慣，這是美國過去三十年給我們血的教訓。幸好我國也似乎學到這個教訓，在目前不景氣時不再想用「幾大建設」去彌補，而想削減政府支出。這是一種明智的決策。

利率為反波動政策


　政府拿利率當反波動政策有個比較長的浪漫歷史，在第二次大戰前，美國中央銀行（ＦＲＢ）成立後，人們有一種幻想，以為經濟循環已被征服。這種幻覺在三十年代自然被大蕭條粉粹，當時悲觀的格言是「牛不喝水不能強按頭」–意思是如果企業家投資意願低落，利率無論多麼低，企業家也不投資。第二次大戰以後，一般人認為利率沒有財稅政策有力量。所以在戰後的大繁榮時期（一九五○–一九七○）人們認為利率是一種沒有多大效果的反波動工具。
　在一九七○年生長緩慢開始以後，利率政策又復活了。當美國中央銀行看到失業水平比以前顯著提高時，就用增加通貨的辦法壓低利率；造成過去十年的、物價上升的大時代。引起利率的居高不下。
　我上面說過「利率的迷惑」就和美國過去的經驗很有關係。原來增加通貨的確可以在短期立刻把利率用人為方法壓低。經濟循環中的不景氣來臨時，央行不能承受輿論和政治壓力，就想增發通貨壓低利率。
　這種連續使用通貨膨脹的刺激政策，只有使貨幣數量不斷增加，造成由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連續上升。而物價上升是造成利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我國知道物價上升時，利率必然提高，在抗戰時期我國的利率是「大一分」（借一個月錢本利加倍）就是這個道理。而在去年，美國利率可以高達二○％，這種史無前例的高度，其中有一大半的理由是因為物價上升。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總裁，早就在國會作證時說明一國永遠不能用增加通貨的辦法長期壓低利率，因為早晚利率會因物價的上升而提高。美國工商銀行界今日也清清楚楚的看出這個道理。所以才瞪著眼睛看著貨幣增加率，只要貨幣增加率一高，利率就很靈敏的往上提！
　美國中央銀行過去十年犯的錯，就是他想拿利率做政策工具去「反波動」，抑止不景氣。如果他有歷史的眼光，就知道過去十年的平均失業率降低似是生長緩慢的結果，根本不是經濟循環問題。沒有對症下藥，結果不但不能防止波動，反而帶來史無前例的物價上升！幸好美國中央銀行和學者最後都發現這個毛病。所以在雷根當選前一年，美國中央銀行決心放棄用利率作為政策工具去反波動（事實就是反不景氣），而專心致力於和物價上升作戰，已經逐漸收到效果，隨著物價上升的減緩，利率已經從去夏的二一％降到目前的一五％，緊縮的通貨政策，倒底帶來了低利率！
　從上面的討論上看，我們不知道經濟為什麼波動，並且從過去三十年工業先進國的經驗去看，也不能拿控制利率，匯率和貨幣數量當反波動的政策工具，以當前景氣低迷的情況下，我們似乎不能用這些工具把我國從不景氣的深淵中解放出來。這種近乎失敗主義的結論，其實是工業先進國家過去一五○年對反波動屢戰屢敗以後所得到的經驗。我們根本不能採納什麼有效反波動政策。從今以後最好不要讓反波動的刺激在不景氣時來臨。而應注重長期發展政策。

(九)物價理論


　和物價上升有關係的兩個「理論」問題是：
（一）什麼是過去物價連續上升的原因﹖
（二）什麼是未來物價連續上升的害處﹖
(1)物價連續上升的原因
　以英美那種有工會的國家來說，過去物價連續上升是由兩個因素造成，基本的因素是上面談過的貨幣因素興風作浪。輔佐的因素是「工會和廠方講價制度的」「錦上添花」，助紂為虐！我們上面已談過「貨幣因素」，關於輔佐因素，我們可以提出兩點意見：
第一、這個因素代表一種成本推動的物價上升理論，在英美那種有工會的國家是一種有力的「輔佐理論」。
第二、這種輔佐理論在我國並不適用，謝天謝地！我國沒有英美式的工會。
　成本推動使物價升起加速的程度，主要是看物價上升是不是引起「注意」和「預期」（expectiaton）。如果物價只是溫和上升，那麼「加速」的作用不大，可是雙位數的物價上升如果成了慣例，引起人注意，那麼工會在講價時，和商方在定價時都要保護自己。給工會和廠方的標價政策都會平添幾分煩惱。因為都要猜未來幾年的物價上升多少。不過誰也沒有把握猜得準。一個明哲保身的秘訣就是「多要」。全國都這麼辦，自然大大增加了物價上升的傾向。換言之在一個「講價」的國家，受人注意的惡性物價上升，可以像「加強自己」（selfreinforcement）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不過這種成本推動的理論到底只是一個輔佐的因素。對物價上升來說不是罪魁禍首。
　如果「國營事業不許倒閉」，那麼代表「國營事業」的工會力量特別強大，於是像英國，物價上升便成了牽連政府在內的政治問題。工會常用政治壓力使政府採取膨脹性的政策十二月二十三日時報第二版，藍伯格教授談到我國的通貨膨脹時這樣問：
　「貴國政府無法有效控制物價實在令人不解，比方在瑞典，由於政府軟弱無力經常向強大的工會低頭……自然使物價膨脹失去控制。貴國政府一向很有權威，又人材濟濟，實在沒有不能控制物價的理由。從台灣的報紙可以看到許多工商業者經常要求政府為什麼要同意這種會造成物價膨脹的要求，……企業界自然希望降低利率，但是他們應該瞭解能將利率降低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物價膨脹率降低」。
　因為當代的物價上升理論實在是導源於瑞典學派的思想，而藍伯格是和這種思潮一脈相承的當代經濟大師。現在藍伯格先生除了不主張壓低利率以外更不主張由貶值辦法刺激出口。因為他說：
　「……台灣如果連續數年都出超，就會影響物價上漲……當物價因出超而上揚時，就應該使台幣貶值」。
　所以現在藍伯格教授主張不要壓低利率，不要貶值。以藍伯格的地位（瑞典「中央研究院院長」和「諾貝爾獎主持人」，瑞典首席總體理論經濟學家）也許是熱愛我國，關心我國才說出他的看法。
(2)物價上升的害處
　謝天謝地，我國沒有工會也沒有「成本推動」的物價上升（Cost Push theory）。不過物價如果年上升率接近二十％，中國的工商企業家也不是「麻木不仁」的傻子，在想賺錢、蓋工廠、制定長期投資計劃時，也需要猜未來幾年工資，原料成本，物價會上漲百分之幾。雖然沒有工會，各行各業都要猜未來幾年物價上升多少。除了「技術選擇以外」也都要賭一賭「猜物價變動」的運氣。
　物價全面上升時，各種產品的物價多半不能以整齊的步伐，一致看齊的向上升。各行各業的物價及影響靈敏度不一樣。換言之在物價全面上升時，相對物價同時受到干擾。大大的增加了各行各業投資計劃的「運氣」的成份。企業家雖然永遠要擔風險：賺錢的有運氣，賠錢的認倒霉。不過全面物價上升時，企業家分明多冒了一種本來不必冒的險！政府採取穩定的物價，可以叫工商界少冒一點險！這就是為什麼基於計劃生產的理由，在未來科技時期我國更需要穩定的物價最基本的理由。

(十)利率理論


　有關利率的理論，我可以這樣說：相信不相信有個調節資金供需的自然利率，不只是一個象牙塔裡的問題，而是有關當前和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政策的最基本問題。用藍伯格教授的話去說是：「……能將利率降低的唯一方法就是將通貨膨脹率降低。因為利率減去物價膨脹率的差額才是真實利率」，而這個真實利率反應的就是瑞典學派思想的核心：利率自然。
　如果未來美國能制止物價膨脹，自然利率自然會繼續往下掉。但是我們不能希望在平穩的物價聲中，利率會掉到「中期」的七–八％。我想自然利率不會掉到一○％以下。理由是美國政府實在借了太多的錢，把私人企業家從金融市場中擠出去了。所以現在世界和物價上升作戰，無非是接近了第一回合的勝利，還要長期要和高利率作戰，而那個作戰的核心，無論在中國和美國，都是削減政府支出。只有這樣才可以使我們得到失去的低利率樂園。
　不相信自然利率的人自然就會想用增加通貨的辦法把利率壓低。今年冬天，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所和美國企業研究所要在台北召開一個國際性的討論通貨膨脹的會議。到那時自然利率的概念就會變成一個大會的一個主題。中外學者都要談這問題，工商界和年輕學生也要問。

五點政策

　我今天講的發展和穩定的問題實在是非常複雜。主要的政策結論有五：
第一：放棄短期治標的反波動政策，專重治本的長期發展政策。
第二：放棄「計劃性」的印刷鈔票的政策，支持中央銀行拒絕財政部、工商業界要求增發通貨的立場，配合世界潮流，力求物價穩定。
第三、放棄過去過去政府行政部門支出膨脹，要求更多的生產資源為私營工商企業用，為設廠和研究技術改變而投資。
第四、放棄以貶值和壓制利率做為政策工具去刺激工商業的投資意願；用減少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辦法鼓勵長期投資意願，用減少儲蓄收益所得稅鼓勵人民儲蓄。
第五、參考日本經驗，制定政府與工商業界合作研究改進生產技術之可行辦法。（費景漢現任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