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

世間有兩種職業，擔當之後即無自我，一是傳道人，一是公務員。傳道人有神的照顧，雖披荊斬棘，亦不以為苦；公務員有各種保障與升遷，只要克盡己責，自然會得到應有的報酬。「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就是周賢頌一生任職公務員的詳實記錄。
　這是一本自傳，也是一部近代史。作者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比中華民國年長十五歲，他說：「我寫這本書，最初題名為『我與我的國家八十年』，是表示我有生之年與中華民國不可分離；並不是中華民國少不了我，而是我不可沒有中華民國。我是我的國家的一分子，我的身體、力量、才智和事功都是屬於國家的。」
　後來他接受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的建議，把書名定為「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
　在象棋盤上，「卒子」是最小的，它與車馬包士象將同樣是「吃皇糧」的。小卒子在未過河之前，只能向前挺進，眼看對方★傌炮來吃它，卻不能向左右移動，也不能後退。這種未過河小卒子的戰戰兢兢，正是作者五十七年來當公務員的心情。
　這雖是一本自傳，作者談及童年生活與求學經過僅佔全書的十分之一；其餘大部分描述的是他的公務生涯。

少年時代的幾個啟示

　周賢頌六歲進私塾，讀經書；後來入南洋公學和清華大學，一九二三年獲得美國賓州大學鐵道管理碩士。
　讀書時代，許多趣味故事串成了發人深省的生活教訓。他上私塾，每天早上見老師的長女端出盛了稀飯和花生米的食盤，垂涎欲滴，心中暗暗發誓：「我要好好讀書，我要中狀元，我要每早吃油炸花生下稀飯。」七十八年後的今天，他每日中午吃花生醬三明治，下午五點下班到家要吃冰淇淋加花生醬。
　他在美國求學期間，有一天去車站接受朋友，在月臺上見到校長Kingly和一位衣衫破舊的行李伕握手談話，十分親熱。六十二年後的今天，他每次回舊工作機構–中央信託局，遇到司機或信差，必定握手招呼，談天問好。
　又有一次，他看到系主任Dr. Weston在自家院中推車剪草，自得其樂；到如今，他每次從新加坡返臺北寓所，必定整理花圃，親自攪雞糞施肥，使每季花開滿庭。
　周賢頌最懷念青年時光，最珍惜青年生命，他說：「如果讓青年墮落，就是讓國家墮落。」
　如果說他寫「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是記自己的生平，毋寧說他是為獻給這一代的青年而記。他說：「因為我愛青年，我要將個人八十年的事蹟獻給他們，做為生活的榜樣。」

「勤能補拙」是本書重點

　他的書描寫他是一個平凡的老百姓，生下來瘦弱，父親認為他活不過五歲，現在他已經八十五歲了。在清華唸書時，曾接受智力測驗；同班同學李濟之的智力最高；老師卻不好意思告訴他的得分，他自己也不敢問。
　但是後來他辦江南鐵路，被大家公認是模範鐵路，因為他每天早上七點半就到各列車上看廁所乾不乾淨。抗戰期間，他負責中印之間的空運，他的部屬沒有人走私，因為他不走私。
　來到臺灣，他主管中央信託局購料易貨處；星期六下午，同仁們自動加班，因為他自己星期六上全天班，星期天早上還到到辦公室工作。
　他說：「我這本書要強調的，也是我能提共給青年們的一門功謂–勤能補拙。」
　他認為一個人每天有二十四小時，八小時屬於公司，八小時睡覺，還有八小時完全由自己支配，可以讀書，可以聽音樂，可以運動。他說：「一個人身體再壞，生得再笨，只要懂得支配自己的時間，就是自己的主宰。」
　他就是利用一年多的「自己的時間」，把過去點點滴滴的事蹟整理出來，完成這本二十萬字的著作。他在年輕時代，習慣將事記在小本子上；抗戰期間，日本人兩次到他家搜查，他的太太就把記事本全部燒掉。來到臺灣，任職中信局，許多工作都由秘書記下。他在整理這些記事時，又重覆查證，甚至為一個日期或一個譯名，不斷寫信給過去在日本工作的秘書。

「西潮」的續篇

　有人把「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比喻成「西潮」的續篇，因為作者的經歷正是「西潮」中的人物與故事。一九二三年，作者自美學成回國，獻身工作，熱情洋溢，倡議革新。
　他任職啟新洋灰公司，一上任，就替該公司設計會計制度，全面革新，他在呈董事長的報告中說：「我要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推行新政」；結果全體公司同仁大譁，他被解聘。這是他的第一個工作，到職才三個月。
　一九二五年是作者擔任公務員的第一步，他進入北寧鐵路。這以後，他與中國鐵路相連了十三年，由北寧鐵路，而江南鐵路，而京贛、湘黔和湘桂鐵路。
　他以國幣三十萬元，協助張靜江先生創建江南鐵路，從採購鐵軌，到列車服務與清潔，無不親自體驗。他每天早上要巡視列車的廁所，他認為：「假如廁所不髒，客座必然乾淨。」
　他經常在月臺上來回走動，看到老年旅客，必定扶他上車，見到婦人攜子提了重包，一定上前幫忙。員工們看到總經理都這樣伺候客人，大家爭著服務乘客。「模範鐵路」之名不逕而走。

負對外運輸重任

　一九三九年，行政院成立水陸運輸聯合委員會，作者任調度處處長。後來又往越南、仰光和印度，負責我國對外的物資運輸工作。
　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是時時不忘感神恩的，他在記這段擔負重任時寫著：「一九四五年，羅斯福總統應我政府所請，撥出黃金二百噸（六百四十萬兩），按租借法案移交我政府，作為穩定幣值之用。該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到達Chbua。美軍電話請我接收，因為萬分機密，我親去機場，接來Jamirah茶園我家。由美國飛來押運兵一名，持槍守衛，第二日仍由其押運昆明。黃金一百噸一百飛次，因怕敵機擱截，必須絕對保密，又怕中途積冰，須要拋擲；每次起飛，寢食不安。八月十四日，在二十四時之內飛出十七機次，乃最高記錄，均平安到達。十五日，蔣委員長公佈日本投降演說詞，二十五日所有租借法案完全停運，黃金運輸則已完成，不能不屈膝感謝父神宏恩！」
　政府遷臺以後，作者開始了貿易的工作，一九五○年，他擔任中央信託局購料易貨處經理。在那四年中，中央信託局的貿易總額佔了全國總　額的一半以上。其間雖爆出揚了木材公司案，後來經過法院二審，終於還了尹仲容和周賢頌的清白。在此書中，作者特別附錄了當時給臺北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答辯書。

日本人刻苦敬業

　作者一生服務公職中，和日本人做生意、打交道最久；在工作五十七年中，四十四年與日本人相往來，二十八年與他們作白刃戰。一九五四年，他往日本任中信局東京辦事處經理是關鍵時刻。
　當有人問：「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時，在日本住了十五年的周賢頌總是回答說：日本人「敬業樂群」。
　他甚至從日本歷史與地理中去找答案。他認為日本地處火山帶，土地貧瘠。中國農夫每天花三千卡洛里的熱量可以得到的收穫，日本農夫必須費四千卡洛里。也就是說日本人必須花比別國人更多的力氣；他們怎麼不刻苦敬業？
　歷史上，日本民族的主幹是武士，他們盡忠閥主，至死不移。日本人的細胞中早已注入群體歸屬感與效忠精神。只是把效忠對象換成了「會社」。因此當你問日本人從事那種工作時，他定會驕傲地說：「我在三井（或三菱）做事。」

熱情洋溢，敢於直言

　作者年紀雖大，觀念卻新，見到社會上不進步的事，總敢於直言，經常在報紙和雜誌上發表文章。
　由於他深知公務員必須有「除去工作之外，不談報酬；工作就是喜樂」的精神，因此對政府人員責之亦切。他說：「政府機構的公務人員真使人痛心疾首，三十年來完全一樣。其實基層人員並不比民間企業差，問題是待遇應該調整。」
　他又說：「一位從臺到新加坡工作的青年曾經對他說：「新加坡公務人員真好幹勁，一切事說做就做，給你痛快，決不拖泥帶水，模稜兩可。但如果是不能或不可做的，他就乾脆告訴你，任憑你用那種勢力誘惑，決不改變。看看我們國內如何呢？隨便你到那一個機關，即使是雞毛蒜皮一、二分鐘可以辦好的事，他們也要你跑一兩趟。」
　他的這種關心社會、熱愛同胞的感情在書中時時溢現。他任職中信局副局長兼東京辦事處經理時，常常向局長伊仲容提建議；在東京每天看各種報章、雜誌，並將各種資料寄回總局。

工作就是喜樂

　一九六九年，作者自中信局退休。但卸下公職卻肩上另一個重擔–往新加坡主持大星百貨公司，與中共的百貨公司分庭抗禮。
　周先生對生命與工作充滿了信心與活力，他今年八十五歲，每月至少往返臺灣和新加坡一次。每次從臺北回新加坡，總攜帶四大皮箱在臺灣採購的新樣品。
　他雖不再是公務員，但公務員的精神已注入他的血液，不論他任什麼工作，永遠如他書中所記：「政府工作是對我的挑戰，做了政府從業人員，除去工作之外，不應談亦不必要再作其他打算。這個哲學，在過去多少年之中，使我吃了很多苦頭，經過不少危險，同時亦使我享受了無窮的喜樂，這個喜樂就是工作。」
　今年年初出版的這本「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正是周賢頌從無數的喜樂中得到的啟示與回響。


來一個辭謝晚間應酬運動

　我在新加坡，寓英人家，晚間由其粵籍女僕煮西餐，餐後讀當天中西報紙及歐美各國出版雜誌，晚十二時就寢。除了我代表團邀請公宴而外，謝絕晚間一切應酬。
　因我見臺北全市，到處高樓大廈，都是豪華無比的餐廳，晚間燈火輝煌，食客如雲，呼么喝六，酒飽肉饜，人人捧腹回家，一個個腦滿腸肥，膽固醇充塞了全身。
　省議員祝畫澄說我們全年吃掉了四個南北高速道路，外加一個臺中港！我有多少同年好友，都是社會上中堅份子，事業輝煌，勳績昭著，現在先後作古，因為他們脫不了每晚應酬。吃！吃！吃！毀滅了他們的健康與生命，聖經說：「有敞開的墳墓」，乃是指人之口而言，當然，亦可用諸充塞口腹之慾的臺北餐廳！
　可不可以讓我們來一個辭謝晚間應酬運動，讓大家騰出時間，讀有益身心的書報雜誌，使們成為一個讀書明理、清新開放的民主國家？（摘自「一個未過河的小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