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中旬，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數逾450萬，死亡人數逾30萬。就疫情規模來看，還遠不及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但帶來的社會經濟衝擊卻遠遠超過，箇中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超級全球化發展出高度細密的國際分工，以及繁複的跨境金融交易，讓世界各地的社會、資訊、金融連結與相互依賴程度遠高於百年前。作為全球經濟活動心臟的美國，即使短暫休克，都會為全球經濟帶來窒息性打擊。
其次，在新自由主義思維驅動下，21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多數群體都生存在沒有任何餘裕、安全係數最小、資源配置短期邊際效益極大化，甚至寅吃卯糧的情境裡。這種走在懸崖邊緣的金融操作、生產分工、勞動雇用、政府財政或個人財務模式，會讓任何一場突如其來的震盪之衝擊，出現級數放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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