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英國籍的簡世勛(Stephen King),有個跟美國恐怖小說大師史蒂芬金一模一樣的名字。
幸好,兩人不是同行。但是,簡世勛六月剛出版的新書《當資金枯竭時:西方富裕時代的終結》(When the Money Runs Out: the End of Western Affluence),卻讓很多人都說,真的也很「驚悚」。
這位四十九歲的經濟學家,寫的不是恐怖小說,而是非常可能發生的經濟預言:西方工業國家已經失去了成長的能力,而且可能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經濟榮景。
「資金當然不會真的枯竭,因為央行隨時都可以印鈔票。我要強調的是,西方工業國家過去享有的高成長率,再也不會重現了,」他語出驚人。
西方的「失落十年」
舉例來說,他這輩子的前四十年裡,英國的人均所得幾乎翻了三倍,但是到第五個十年,卻只成長了四%。不只是英國,許多西方國家也都這樣。
這十年,是西方的「失落十年」。他更擔心的是,未來還有陷入第二個「失落十年」的危險。好日子再也回不來,「這對我的孩子,以及千百萬嬰兒潮父母的後代來說,實在是一幅黯淡悲觀的前景。」
西方不再富裕的癥結在於,半世紀以來,歐美人民早已習慣了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而政府也開出各種政治支票,承諾人民一堆將來可能負擔不起的福利。
不久之前,西方人還充滿信心,認為他們可以「在昨天接受教育,在今天大肆消費,在明天舒服退休,享受很棒的醫療健保,我們的下一代也會更好,而且大家都不必積極儲蓄。」
這麼美好的未來,需要有足夠的經濟成長來支撐。問題是,過去幾十年來,促使歐美經濟擴張的許多有利因素,都已消失:全球化效應退燒,嬰兒潮世代快速老化,消費性債務過高,薪資不再成長。而且,隨著新興國家對資源的需求大增,西方人現在得為糧食、能源,付出更高的成本。
早在金融海嘯前,歐美經濟的成長力道,就已不如過去那麼強勁。「金融海嘯只是讓一切變得更糟而已。」
經濟停滯 社會信任就流失
為了因應金融危機,西方政府和央行不惜放任預算赤字膨脹、利率跌到零。這些措施也許讓歐美躲過了一場大蕭條,但他批評,西方各國現在愈來愈依賴同樣的藥方,在財政、貨幣政策上不斷加碼,以為可以帶動經濟重回往日榮景,事實上,這不但會讓各國變成「刺激上癮者」(stimulus junkies),還可能賠上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讓央行愈來愈政治化。」
經濟成長不足,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他警告,停滯的經濟裡,人民可能會抗拒必要的改革;創業的精神可能會消失,因為大家只想保護現有的所得和財富,避免損失。
階級之間可能會對立。過去三十年,歐美國家的所得差距快速拉大,如今的經濟停滯,恐怕會使貧富之間原來就存在的緊張關係,更加不穩。近年來,歐洲許多邊緣性政黨紛紛崛起,顯示貧富對立已經發生。他擔心,西方可能會倒退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
簡世勛說,他不是悲觀主義者,「我會形容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我不向別人推銷無效的神奇解方。」
他認為,「緊縮派」與「刺激派」兩種人的錯誤,在於他們都認為,有一條路可以讓經濟重新走上強勁成長。「他們都相信,經濟很快就會反彈。而我擔心的是,雙方對於經濟復甦的速度和性質,看法都太過樂觀。」
他認為,西方人早已寅吃卯糧、入不敷出很久了。歐美國家必須面對現實,不要再假裝這一切只是經濟週期的榮枯循環。因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超低成長,將成為西方的「新常態」。
歐美前景一片黯淡,該用什麼方法搶救?他在書中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法,可惜的是,「這些方法都很不吸引人,」他坦承。
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效法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後的亞洲:認輸、開始吃苦、自我犧牲。
韓國是最好的例子:艱苦地熬過金融風暴,成為更有生產力的國家。成功的關鍵在於,韓國有足夠的政治意願,做出了必要的犧牲,確保未來的繁榮。
另方面,想追求更快的成長,就必須推動結構性改革。「我們迫切需要整治各種危及經濟前景的結構性問題。」
例如,他主張,各國應鼓勵勞工自由移動;歐元區有必要建立財政聯盟。這麼一來,勞工和資源就可以流向有需求的地方。同時,各國政府應該做出承諾,未來會推動中期的赤字縮減計劃(但衰退時可暫停)。中央銀行也應該改革傳統做法,以「名目GDP」目標,取代「通膨」目標,以提振對景氣的信心。
「我們需要重建信任,」他呼籲。
這本書的核心主旨很清楚:經濟停滯,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信任流失。少了這種信任,市場將愈來愈難有效運作,政府也愈來愈難追求供應面的刺激政策。所以,必須針對總經政策和銀行業等,信任被嚴重破壞的領域,徹底改革。
另一個亟待重建信任的,是世代之間的不公平。
西方國家過慣了好日子,即使入不敷出也要不斷舉債,反正可以「把債務轉嫁給未來世代。」他擔心,眼前的高債務,加上人口結構的變化,可能會造成世代落差(generational divide)。
嬰兒潮是自私的世代
「嬰兒潮世代是個『自私的世代』,」他在書中直批,「他們什麼都想要(had their cake and made sure they could eat it, too)。」
而西方國家的政策,也多在保障嬰兒潮世代的利益。但是,保障這些人的應得權益(entitlements),就會讓國家喪失「為明日投資」的機會。
所以,應該訂立世代之間的社會契約,設法建立某種機制,保障年輕世代的權益,「我們必須保留核心的投資,例如,教育和基礎建設的經費不能刪;必須面對要不要提高退休年齡、縮減醫療福利等的困難決定,」他指出。
重要的是,不要寵壞了這群日益龐大的退休人口。但他們又會是選舉時,最積極投票的一群人。所以,也許應該有某種財政憲法,阻止這個龐大的退休族群,創造出會拖垮國家財政的政策。
世界經濟的重心,正在向東方和南方轉移。西方優勢開始式微,往昔的富國,也變窮了。
這本「恐怖」的警世錄,讀起來雖然悲觀,但是析理分明,有很強的說服力。《經濟學人》也推崇,作者對西方國家未來前景的清晰剖析,讓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歐美國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效法1997年金融危機後的亞洲:認輸、開始吃苦、自我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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