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亞洲之行啟程前,美國財政部長史諾大概都不認為,這次對亞洲兩個重量級經濟實體──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匯率談判,能達成任何具體成果。日本經濟過於衰弱,如果日圓兌美元匯率允許依市場自由調整而大幅升值,日本肯定會被推向更不景氣的深淵。
中國大陸的情形不同,它的經濟成長比日本強得多。因此,北京才是史諾亞洲行的真正目標。然而,美國並沒有提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經濟論點,說服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經濟利益是必要之惡。美國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迫使人民幣升值。因此史諾能做的,就是在提起貨幣議題時宣揚「彈性匯率」的優點。中國大陸將是好的傾聽者,因為從九○年代中期開始,它就不停地聽IMF老調重談。因為沒有任何即刻的政策涵意,這番爭議也無傷大雅。
那史諾為何要造訪亞洲?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美國前任財政部長桑默斯在亞洲金融危機正盛時,也出訪過亞洲。有趣的是,當時桑默斯的主要議題也是人民幣:要求中國大陸政府,不要隨著亞洲貨幣貶值的骨牌效應讓人民幣貶值,以穩定亞洲經濟。但這一次,史諾的目標是捍衛美國的經濟成長與工作機會,中國大陸顯然得為這些困境負責。他的任務自然困難得多。
美國經濟當前的情景是所謂的「無就業復甦」,即便在今年與明年的經濟前景都看好。美國政府面臨工廠陳情者的政治壓力,他們認為外幣過貶造成美國人的工作被廉價的國外進口吃掉,政府應該要負起責任。
中國很自然地成為代罪羔羊,因為中美雙邊貿易中,去年中國享有順差超過一千億美元,已取代日本,成為第一。同時,中國貨幣一直盯住兌美元的價位,今人覺得人為操縱匯率以獲取不公平的貿易利益。對八○年代美日貿易摩擦記憶猶新的美國人而言,中國顯然重走日本老路。
但是,日本仍是世界經常帳盈餘與外匯存底最高的國家,日本政府近月以來,也在匯市大力拉抬美元。在日本時,史諾卻沒有壓迫日本政府放棄干預日圓升值,雖然他也並未忘記宣揚彈性匯率的優點。他反而回應日本政府,應該不計一切停止不景氣、拉拔經濟成長;似乎說在日本近已癱瘓了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背景下,即使人為干預讓日圓走低也可以容忍。
但史諾對日本干預匯市的縱容態度,卻也削弱了他在中國大陸東道主面前主張人民幣升值的正當性。因此,在北京他所能達成的僅是建議中國大陸採取遠較升值溫和的「彈性匯率」的說法。但這未必滿足得了本國主張「砲轟中國」的人。而以我的觀點,他有更好的經濟理由,來用更長遠的眼光看待中國的匯率制度。
首先,中國大陸近年的經常帳盈餘僅在一∼二%GDP之間,明顯低於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許多國家。以絕對金額而言,更遠低於日本,也不比遠較其經濟規模為小的亞洲三小龍──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多了很多。這說明了當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不若一九八○年代的日本與台灣經濟,並未明顯失衡,人民幣並不需要即刻大幅升值。
人民幣不升,美國才有救
美國經常帳赤字估計在二○○三年將上升到五八七○億美元(相當於五.四%GDP),美國每年要向國外借貸如此高額的資金,這是不能持續的。但是赤字縮減不能只依賴美元貶值,更要靠減少美國經濟的總支出。但美國用大量的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復甦,經常帳赤字也就居高不下,並增加了美元貶值、其他國家貨幣升值的壓力。為了抗拒貨幣升值,亞洲國家央行買進大量美元並投資於美國國庫債券。如果沒有這些流入資金,美國利率會更高,經濟復甦會更受阻礙。因此,美國與亞洲經濟體之間雖然表面上陷於貨幣爭執,但其實保持著完美的和諧。美國財政赤字得以減少,日本與亞洲其他衰弱的經濟體能破除成長障礙,而無懼貨幣升值,亞洲與美國的經濟平衡就得以恢復。
我們能說史諾的亞洲行徒勞無功嗎?以我來看,這趟行程遠超過其象徵性的意義。首先,這使中國大陸重新檢視匯率與國際收支體制的健全性。中國大陸已採取了堅持目前的匯率制度,並放鬆貿易與外匯的管制,限制短期投機性的外資流入的措施,用以減少外匯累積、控制貨幣增長。
當塵埃落定之後,我們會發現中國大陸在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再來,史諾之行也反映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更加相互依賴,有必要增進對彼此經濟政策的了解。就悲觀的角度而言,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匯率爭論,在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後都可能不會輕易消失。史諾之行,或許是象徵另一個中國長征的開始。(華而誠為前世界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目前任教於世新大學管理學院,施君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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