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改革和重組,是中共過去幾年來,推動經濟的主力。
同時中共官方在投資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漸下降。公家投資,從一九八一年的五六•八%,降到去年的四九•八%。然而,地方單位和私人企業,卻大量投資在公家計劃以外的事業上。
例如,一九八二年整個大陸對固定資產的投資,由計劃中的三•九%,升到二五%,成長的部分,地方和私人企業佔了八○%。工業成長率也比原計劃的四%多了一倍。一度被削減的重工業成長率,去年是九•三%,原計劃只預定一%。
投資和重工業快速的成長率,已引起中共內部的爭執。
中共「國務院」的趙紫陽、姚依林一派人認為,應當減緩經濟成長速度,並限制投資來減緩對能源缺乏及交通容量的壓力。而中共黨方的胡耀邦一派則贊成高的投資額,和快的工業成長率。為此,兩派在今年初開始,已爭執了四個月。
姚依林警告,由地方、私人企業及銀行支持投資的事業,吸去了國家主要計劃的資源,尤其是對能源和運輸的計劃,影響最深。而且由於輕工業產品減少,這些都會引起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揚。
由今年上半年的幾個數字,證實他的憂慮。
對營造業的投資,預定下降八•六%,實際投資額卻較去年同期增加了一七%。重工業產品出口,從預計的一二•二%,升到二五•六%。但中共大部分的工業機構,早已經在電力供應不足的情況下營運。高成長的營建業和重工業,使得能源短缺問題,更加嚴重。
以廣東一省來說,估計到今年底,不足的電力拿達到四百萬瓦一天(幾乎是該省每日供電量的一一%)。在許多地區,都對工廠實施電力配額限制。
另外,由於營建材料的短缺,公營企業自做主張地提高鋼價,比公訂價格高了三○%;水泥價多了三五%;木材價格甚至漲了兩倍。
黑市價格更是一路高漲。
中共對此採取的對策,是宣佈嚴禁黑市價格上漲,並緊縮銀行的信用政策。如對營造業全部的投資,設下今年五十五億人民幣(比去年全年稍低),明年六十億人民幣的嚴格上限。
在中共一份緊急通知上,要求地方和私人企業,攔置計劃外的一切投資活動。如果得不到原料,即使是計劃內的投資,也應該取消。
中共夭折的計劃,大部分是地方上初期發展的建設。在遼寧省,就有一百零四個,總投資達二千五百五十萬人民幣的計劃被腰斬。
控制價格、緊縮放款的行動,不過是阻止情形惡化的措施。中共將經濟決定權分散的政策,仍不會改變。因為這不但是反毛主義的主要表現,更是中共企圖走向有效率、有彈性的現代經濟必要的做法。
但是,為什麼擁有經濟自主權的中共地方單位、和私人企業,無法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呢?
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共現行的價格控制政策無效。自有資金的地方單位,多選擇投資在利潤高的香菸工廠,而不願投資低回收的煤礦、或卡車運輸公司。
雖然取消大部分的公訂價格,是改變投資意願的唯一方法,但中共是絕不可能冒然放棄對價格的嚴厲控制。他們只有在提高某項必需品價格時,降低其他產品的價格,以免價格過份波動。
第二個造成投資不當的主要原因,是中共當局、地方、和私人企業,所能獲得的資金額不平衡。
中共的歲收佔國民總所得的比例,四年來一直下降,從一九七八年的三七•二%,降到去年的二四•五%。
而在私人企業和地方控制下,所謂的「預算外資金」(extra-budgetaryfunds),現有六百五十億人民幣,相當於總預算的六○%。
這種情形使得地方單位、和私人企業,有可能逃避或抵制中共中央的政策指示。
有些報導開始指出,地方經濟分權的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另有批評指出,問題在於地方、和私人企業有太多的資金。
近九個月,從對這個問題的爭論顯示,中共正施加壓力,想改變它和地方、及私人企業的財政關係。但是到底要如何改變分配結構卻仍然曖昧不明。(李慧菊取材自遠東經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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