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個例子
經濟是我們今天在台灣求生存與發展的命脈。但是多年來財經各部會一直缺少對整體經濟情勢及其相互之間的施政做坦率而深入的分析,當然也就無法提供為西方國家常見的具有權威性的「經濟情勢年報」。這個缺失從下面三個例子中充份地顯示出來:
(一)當蔣碩傑與王作榮兩位先生在爭辯利率政策時,工商界所關心的不僅是他們的主張,更關心的是財經當局的立場。
(二)當去年二月政府勇敢地禁止部份日貨進口時,想以強制的方式來達到中日逆差的減少;當八月政府果斷地決定接受美國通用公司撤走華同投資時,是拒絕了以「市場保護」的代價來挽留外資。這兩個大決定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但是「自由貿易」的基本政策下,在那些狀況下,為了尋求自身利益可以犧牲自由貿易的原則?
(三)當前的經濟低迷已使大多數工商界陷入窘境。政府也不斷宣佈不少對策。但對最需要幫助的中小企業而言,這些治標或治本的辦法仍多淪於紙上作業,不能身受實惠。
二、填補空缺
上面的例子指出:如果財經首長們的左右有一批經濟智囊及幕僚,襄助他們提供中肯的財經政策,然後由總統或行政院長公開宣示作為施政的目標與藍圖,那麼工商界對財經問題的疑慮將可減少。這份施政的目標與藍圖就是「經濟情勢年報」的核心。
可惜目前的情況是:當財經首長要發表一篇政策性的中文演講時,都不容易物色到合適的撰稿者。如果在某些場合需要以英文來發表,那就更煞費周章。如果發表一篇演講都那麼費心,那麼怎麼可能提供出權威的「經濟情勢年報」?
當然這並不是說:財經當局對爭論性的問題沒有他們的主張。可惜他們的論點都比較片斷、比較籠統、比較應急、比較本位主義。因此我們時時要從總統對財經會報的提示、行政院院長在立法院的施政報告及質詢,以及經建會的報告中去尋找。
目前各部會都已有副首長擔任發言人,這個決定,值得稱讚。但在整個國家的全盤財經政策上,由於孫院長及俞總裁較少舉行定期記者招待會,不免減少了我們對國家大計的適時瞭解。
在這一背景下,「經濟情勢年報」的發表可以一面促使財經首長們對爭論性的問題作深入的思考與相互間的協調,另一面則填補政府與民間溝通上的空缺。
三、美國的「總統經濟年報」
根據美國一九四六年的就業法案規定:美國總統每年年初要向國會提出「總統經濟報告」。這個「年報」陳述美國總統對內外經濟情勢的看法與對策,一直為國內外所矚目。雷根在去年二月提出了他的「總統經濟年報」,其政策可從八章的標題中見其端倪:(一)一九八○年代的經濟政策。(二)政府與經濟。(三)金融政策、物價膨脹與就業。(四)聯邦政府預算問題。(五)賦稅政策與經濟成長。(六)政府對經濟活動管制之改革。(七)世界經濟體系中之美國。(八)檢討與展望。
這份最具權威性的「報告」由直屬總統的經濟諮詢小組執筆,共三七五頁。其中文字計二二六頁、統計表一三一頁,為評析當前雷根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文獻。
四、成功的做法
為了要使我國這份「年報」建立應有的權威性,我們提出三點供孫院長參考:
(一)「年報」內容不僅要有政策的綱領,更應有具體實施的步驟,不流於形式。
(二)政策訂定過程中,有關首長、民意代表、工商領袖及勞工代表要認真地參與討論及溝通,不閉門造車。
(三)「年報」之幕僚作業可借重經建會及中華經濟研究院。撰述過程中,應邀請民間之專家與學者提供客觀之批評,不孤芳自賞。這份「年報」需要財經首長投下大量的心血、時間與一些經費。如果能做好,其對國家與人民之實質貢獻就遠超過「全國經濟會議」及每年舉辦的「國建會」。因為「年報」一經最高當局核定,除非修正,就是澄清疑慮、排解爭論的最高指導原則,也是經濟情勢混沌中的一股清流。
當有一天政府發表「經濟情勢年報」時,並不表示經濟問題可迎刃而解;但沒有這種嚴謹的分析及檢討,經濟疑慮一定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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