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如何改進它的管理技能,往往是決定該國經濟發展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
中共自一九七六年以來,積極推動四個現代化,至目前為止,經濟上顯現出許多困擾的問題。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經濟教授普理畢拉(JanS.Prybyla)指出,中共經濟面臨了十P問題:即貧窮(poverty)、計劃(planning)、生產力(productivity)、激勵制度(prods)、普遍心理(prpularpsyche(、價格prices)、就業(placement)、教育(publicschooling)、人口成長(Populationgrowth)以及其他(potpourri)。
密西根大學佛令校區的會計管理教授崔斯登(C.E.Chastain)認為,中共如果要解決上述的經濟問,並在未來的二十年之內展現出經濟成果,唯一的關鍵取決於管理是否恰當。
中共今天的管理問題一部份是受了一九五○年代蘇聯「一人制管理」模式的影響,在這種制度下,從原料採購、生產目標到產品銷售皆由中央決定,造成過份中央集權的弊病。此外,中共的「政治掛帥」、不斷鬥爭的政權以及枯竭的財源均是促使其管理技能落後的原因。管理不善的結果是太多的官僚與過少的生產力。換句話說,缺乏效率的決策過程、不夠實際的生產目標、品質欠佳的產品、過份小心保守的主管和士氣低落的工人,都是中共在管理上產生的病態。因此,鄧小平的實用派掌權後,便採納了一些資本主義的管理作風與技巧。
重視管理教育
首先,就管理教育而言,文化大革命期間,健全的管理被視為「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後來「四人幫」更是直截了當的指出,任何人都可以掌管工廠,在這種不注重培養管理人才的情況下,中共目前大約只有一○–一五%的工廠經理接受過正式的管理訓練,為了彌補這個缺失,上海的復旦大學於一九七九年正式成立管理學系,上海的交通大學與美國賓州大學的華頓學院合作成立企管研究所,此外,其他大學也在正式課程之外開設管理課程,以期來說,成立不久的「中共企業管理協會」也在大陸上的主要都市提供短期的管理訓練課程;一九八○年夏天,透過美國國務院的安排,由紐約大學企管學院前任院長狄爾(WilliamR.Dill)博士為首的一批美國教授,曾在大連的「全國科技管理發展中心」,為一百二十位的中共官方機構決策者與工廠經理,提供了十八週的主管級訓練課程;最近據二位法國教授說,歐洲共同市場的國家準備選派教授聯合前往中國大陸教授管理課程。
不論短期或長期的管理課程,一般皆注重財務、行銷與人事管理。這些完全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管理學,據說頗能引起中國大陸人民的興趣。
強調物質激勵
其次,就工廠或公司的員工甄選來看,以往皆是由中共中央或省的勞工部門隨意按照名額指派,一旦工作分發確定,轉業或調職即屬奢望。換句話說,工廠經理對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只有照單全收而毫無選擇的餘地。在這種任意分發工作的制度下,往往造成人不適其位、不盡其材的局面,而且由於經理無法解僱或調遣工人,員工流動率幾近於零,如此循環的結果即陷入生產力無法提高的困境。為了使員工素質提高,目前中共允許一些工廠(尤其是外資工廠)利用性向、能力測驗或晤談方式甄選符合需要的工人。
復次,由於工人工作不起勁,中共目前採納了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激勵措施,精神上的激勵包括了選拔和表揚模範工人以及廠與廠之間的生產技能競賽。很明顯的,這些精神上的鼓勵遠不及物質上的有效。中共目前在大連、瀋陽、成都、重慶等地的機械、製鞋、鐘錶工廠實行生產獎金制度,只要達到了預期的生產目標,領班與工人皆可以論件得獎。一般說來,獎金不能超過月薪的一二%,但是有些工廠的工人甚至可以拿到合四○%月薪的獎金。此外,工人只要提出改進生產的可行建議,皆可獲得提案獎金。
中共為了減輕過份中央集權的弊病,已經讓六千六百家國營工業保有少部份的盈餘,而不必全部歸公,而且在訂立生產目標、產品類別和行銷路線時,這些工廠的經理人員享有更多的自主權。此外,只要達到生產目標後,多餘的產品可以在市場上自由銷售。中共雖然規定自由銷售量不能超過總生產量的一○%,但是某些市場上需求大的產品可以超過這個比例。另外,根據趙紫陽的「四川經驗」,
現在有許多工廠的經理享有些微的決策自由,工人也被鼓勵多多參與決策的過程,事實上,南斯拉夫被視為中共推行工人參與工廠管理的學習模型。
品質低落、經濟犯罪
總之,中共自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後,企業提高了決策的自主權,強調了利潤中心,運用職工獎金制度提高員工的生產力;大學開始注重培養長期的管理人材,企業組織強調短期的在職訓練。中共實驗這些資本主義的管理技能之後,產生了一系列的新問題:
–各企業利潤掛帥的結果,造成大量品質低落的產品。
–由於白領階級,如醫生、護士與教師等,皆無藍領階級所謂的職工獎金制度,因此,無法論件計功的其他從業人員紛紛抱怨,甚至認為獎金制度會形成新階級。
–社會風氣敗壞,經濟犯罪風行。
面臨這些問題,鄭竹園教授指出,中共最高階層最近正進行幕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之一便是過去三年多來強調經濟的「改革」與「調整」,是否應該繼續。但是,今年六月,中共在廣州曾舉行大規模的吸收外資會議,以引進外資。其次,中共最近不僅大力促進輕工業品的生產,而且也鼓勵人民購買收音機、電視機、錄音機、縫紉機與腳踏車等消費品。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中共最高階層不能忍受台灣、香港、新加坡與大陸人民生活水準的差距。因此,一般觀察家認為,門戶開放政策仍將為今後中共經濟的主要方針。
實施三M方能有效
如果中共要使經濟上的門戶開放政策有效的施行,它的管理作風勢必要有所改變。綜觀近三、四年的管理措施,我們不難發現都是枝枝節節的行政改革有效。因此,中共未來要想健全它的管理制度,首先必須要有穩定的政治局面,貫徹一致的經濟政策,然後大規模的推行美國南加州大學企管教授歐杜爾(JamesO’Toole)博士所提倡的三M理想:鼓勵企業大規模的合併(mergers)、強調市場導向(marketing)以及確定激勵措施(motivation)。
許多研究中共問題的觀察家認為,中共如果要從組織改革(即實行三M理想)獲得更多管理效能的話,勢必要減少中央集權,而中央減低了控制的權力是否會為最高階層接受呢?因此,中共觀察家覺得大規模的組織改革措施似乎不太可能。而新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費特斯坦(MartinFeldstein)認為由於中共政治制度及意識型態上的種種限制,一切枝節改革都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弊。
總而言之,中共未來的管理趨勢會如何呢?完全傾向西方嗎?也許就像歐杜爾博士所說的,中共的管理制度很可能是日本、美國、蘇俄、南斯拉夫、匈牙利、香港與新加坡的綜合體,不管這個綜合體性質如何,它必會對中共走向現代化之路的成敗發生影響。(徐木蘭任教於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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