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兩國之比
儘管中美兩國的經濟條件與客觀環境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二國在目前面臨著很多類似的經濟問題,例如二國政府都在努力:
(1)減少物價上升的壓力。
(2)緩和政府支出的成長率。
(3)讓資源的使用逐漸由政府部門轉移到民間企業。
(4)鼓勵私人企業擔任重要的角色。
(5)設法增加生產力。
就這一層次上來說,我們十分關心美國供給學派經濟政策的成敗。進一步說,由於我們還是一個中度開發國家,我們的資本累積不夠多、生產力不夠高、私人企業不夠強,「供給學派」所強調的「私人誘因」在這一階段中是否更適合我們的國情?再進一步說,與美國相比,我們的稅率低、社會福利支出少、法令管制(如公害、食品安全、藥品等)鬆、赤字預算小,「供給學派」在美國所耽心的這些問題,是否可作我們未雨綢繆的借鏡?
(二)五點建議
在「創造財富才可以照顧低所得」(「天下」雜誌第五期)一文中,我坦率地指出:臺灣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財富懸殊,而是要創造更多的財富。根據「供給學派」的理論,可以提出五點提供當局及各界人士參考。
(1)增加儲蓄政府應用各種獎勵方法:如免利息之所得稅,如保證「實質利息」(利率略高於物價上漲率)使人民儲蓄。不宜怕有錢人有錢而不訂獎勵措施,反而使一般人減少增加財富的機會。
配合這個儲蓄獎勵,金融系統務必要有各種便民措施,並且進一步把儲蓄貸款給工商界或作興建國民住宅基金。
(2)獎勵投資政府用各種獎勵辦法(包括加速折舊、低利貸款、免稅等)鼓勵國人及外人投資。不要怕投資人發財,因此減少了社會上就業機會、政府稅收與外匯等。
(3)提高生產力政府應用各種方法獎勵民營與國營事業提高生產力(如人才之訓練費用,研究發展費用等優待處理),甚至考慮「生產力增加、納稅減少」辦法。如果某一廠商之生產力超過某一標準,可以相對地減少繳納營利所得稅。
這應一提效率與盈虧的關係。通常兩者互為因果:其他條件一樣,效率高、高易有盈餘;效率低,容易有虧損。但是國營事業一面受政府保護及獨佔,另一面又常配合政府低價格及津貼政策,因此它就有四種可能:
(甲)效率高、有盈餘(如中鋼)。
(乙)效率高、有虧損(如執行低價政策)。
(丙)效率低、有盈餘(因獨佔)。
(丁)效率低、有虧損(如中船)。
總統在十月十三日財經會談中指示:「各主管機關對公營事業的考核,不應以盈餘的多寡為首要準則。」那麼,什麼才應當是首要準則呢?按照「供給學派」學說,生產力可以當做一個重要的準則。因此,凡是效率低的國營事業-不論盈虧-都要徹底檢討!
雷根最近宣佈二年之內要解散教育部與能源部,這需要何等的決心!我們真不能把效率低的國營事業整頓好嗎?如果沒有辦法整頓,就公開標價出售,減少政府財政的負荷及人民的指責。
(4)謹慎決定政府投資政府今後應嚴格審定龐大工程計劃之可行性及成本效益,並嚴格執行預算。大計劃會產生大收獲,也可能會造成大浪費。政府聘任謝森中博士回國擔任經建會副主任委員,其部份權責即是負責審查投資計劃,是近年來「人才內流」值得讚揚的例子。
某些國營事業,宜早日考慮開放民營。某些新投資計劃,除非民間不肯做,也不宜再增添國營事業。
(5)減少法令阻撓政府應儘速修訂有關法令規章,減少人民及工商界儲蓄與投資的困擾。在「天下」雜誌最近一次的座談會中,中小企業認為當前最困擾的三個問題是:利息太高,資金無法籌措;稅負太重,稅法太多;行政手續太麻煩。
擔當雷根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的魏特彭說得真切:「減稅可以提供強烈的經濟意願,但是一條不切實際的法令可否決一切。」
(三)一個希望
當我們瞭解了「供給學派」的來龍去脈之後,大多數會同意:它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多少年來大家對「供給面」的忽視。它的論點平易近人,不如當年凱因斯學說之深奧,它所引用出來的政策,祇要有政治勇氣,也容易推行。
事實上,在我國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有過「一人一元的儲蓄運動」、「生產力運動」、各種投資獎勵法等,這些正都是供給學派所一再提倡的。我們的毛病不是在「不知」,而是常常「不行」。即使在實踐的過程中,又常常沒有作及時的調整,來適應已改變的情勢。
雷根的「供給學派」經濟政策提醒了我們:工作意願、儲蓄意願,及投資意願的重要。中國人的勤奮與節儉,再配合政府政策及獎勵辦法的誘導,以及新上升的兩位財經首長的魄力,也許「供給學派」的真正成效將首先在中華民國出現。
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一日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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