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直接稅比重能改善租稅結構嗎？

但隨看經濟的發展、國民所得的提高、社會的進步以及稅制的改革，經濟落後國家也會逐步改善其租稅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的。

 

所得稅稽征很努力

 

近二十餘年來，我國對租稅結構的改善，不遺餘力，執政黨十全大會並明白宣告，以「建立直接稅為中心的賦稅制度」作為政策性目標。

回憶民國三十九年，政府遷臺伊始，其時直接稅（包括所得稅、遺產稅、礦區稅、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田賦、房屋稅、及契稅）收入，佔各級政府稅捐及公賣利益收入的一七•四％，間接稅（包括關稅、貨物稅、印花稅、營業稅、港工捐、鹽稅、證券交易稅、使用牌照稅、屠宰稅、娛樂稅、筵席稅、及公賣利益）收入高據八二•六％。從民國四十年度到六十年度，國內間接稅佔總稅收的比重常在七五％左右，而直接稅比重則在二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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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五十七年以來，直接稅收入才有緩慢上升的趨勢，直到六十六年度直接稅收入首次打破三○％大關，（達到三一•一％），六十九年度直接稅佔總收入已提高為三二•六％。近幾年直接稅比重能以較大幅度提高的原因，與加強所得稅稽征的努力有關，其中尤以綜合所得稅最為顯著。

財政部在今年國建會經濟組財金小組提出報告指出，若與先進國家比較，我們的租稅結構顯得較為落後，因為租稅收入過份依賴間接稅。從財政觀點看，這是稅制缺乏彈性；從社會觀點看，是全盤稅負不盡理想；從經濟觀點看，也形成對產業發展的束縛和障礙。財政部並表示，今後將整頓、簡化間接稅，並增加直接稅的比重，建立以直接稅為主的租稅制度。按照其構想，希望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三級政府的租稅收入中，直接稅比重將增加到三五％左右，間接稅的比重則降低到六五％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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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中低所得負擔

 

對於財政當局「建立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之構想與抱負，筆者完全贊同，並深表欽佩之意。但這裡必須具備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如上所述直接稅的負擔應該是累進的，要符合量能課稅的原則。反之，假使直接稅的負擔也是累退的，則提高直接稅在總稅收中的此重，對租稅結構的改善無濟於事，甚至還有加重中、低所得考財政負擔的反效果。

一般說來，各國財政之重視建立直接稅制，不外乎由於直接稅不易轉嫁，對社會財富具有很大的重分配效果，尤以累進稅率的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為然，蓋因其稅負與所得大小，以及財富多寡有直接關聯，從而，是達成平均社會財富最有效的手段。

然則，我國的直接稅是否具備此項功能？其負擔是否累進的呢？實在令人發生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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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六十七年六月出版，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專題選刊（十三），由游坤敏教授撰寫的「我國財政收支的所得重分配效果」一文，曾對我國租稅負擔從事一項實證研究，發現我國六十四年財政收入之每戶平均有效稅率百分比如下：五萬元以下家庭，直接稅為一三•七七，間接稅為五九•二七，總計七三•○四；五萬元至十萬元家庭，直接稅為九•○二，間接稅為三六•四六，總計四五•四八；十萬至十五萬元家庭，直接稅為九•三一，間接稅為三一•九四，總計四一•二五；十五萬至二十萬元家庭，直接稅為九•四六，間接稅為三○•一九，總計三九•六五；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元家庭，直接稅為九•○九，間接稅為二八•三二，總計三七•四一；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元家庭，直接稅為九•一○，間接稅為二七•七三，總計三六•八三；三十萬至五十萬元家庭，直接稅為九•一七，間接稅為二二•八二，總計三一•九九；五十萬元以上家庭，直接稅為九•六六，間接稅為二○•○六，總計二九•七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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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累退現象

 

從以上資料，可以發現我國租稅總負擔，隨家庭所得之增加，其有效稅率成累退的現象，其中尤以低所得家庭的累退程度最大。例如年所得在十五萬元以下的三個低所得家庭級距，其平均有效稅率高達五三•二六％；而年所得在十五萬元至三十稅元的三個中所得家庭級距，其平均有效稅率為三四•六三％；至於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及五十萬元以上兩個高所得家庭級距，其平均有效稅率三○•八五％。其中間接稅之有累退性（例如最低所得家庭為五九•二七％，而最高所得家庭為二○•○六％），固無論矣；但直接稅也出現累退的現象（例如最低所得家庭為一三•七七％，而最高家庭卻祇有九•六六％），卻出人意料。

假如游文對六十四年我國租稅負擔的實證研究，有其可靠性，則這幾年來各級所得家庭的總稅負之累退現象，祇會加重，而各級所得家庭的直接稅之累退現象，也決不會有所減輕。

筆者敢於下此推斷，所依據的理由有三：第一、在間接稅改進方面，政府所採取的，類多是消極性措施，諸如廢止無關稅收宏旨的鹽稅；刪除若干印花稅目；在和美國關稅談判的壓力下，六十八年降低了少數稅收不多的進口稅稅率，並取消關稅按ＣＩＦ完稅價格附加二○％中的五％（本來預計四年內取消五％，而六十九年又告停止）；六十七、八兩年因進口旺盛，關稅成長率劇增為二五％與三三•八％左右，關稅收入佔總稅收的此例始終保持在二五％左右；貨物稅為配合關稅的按內銷比例課稅、出口不再退稅的簡化程序，其紗絲類推免徵貨物稅，卻開徵了新的電器、鋼琴等貨物稅，並提高一些原有電器品的稅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貨物稅收入不減反增；名義上停徵了筵席稅，實際是增加了餐飲業的營業稅。

 

負擔多歸薪資稅

 

第二、在直接稅方面，近幾年大幅度提高所得稅稅收（其稅收成長率為各稅之冠），而其負擔又多歸宿到薪資所得與低所得家庭，從薪資所得申報額佔所得稅總申報的比例，六十七年達七六％，六十八年更升高為八○•一六％，而同年營利所得佔五•五五％，利息所得佔四•三％，執行業務所得佔一•二五％，租賃所得佔○•九九％，可以看出其端倪；至於累進程度最大，真正由富人負擔的遺產稅、贈與稅、及土地增值稅等，財政當局卻未著力改進，其稅收始終不見起色，從民國五十七年至六十八年，遺產稅贈與稅二者合計，佔總稅收入的比例始終徘徊在○•一五％至○•二％之間，而土地增值稅十二年來也不過由三％升高至七％左右而已；但十二年來地價上漲何啻百倍！

第三、我國財政收支的絕對數值，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其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從民國五十七年的二二•四％，逐年調升至六十九年的三○•八％，十二年來共計增加八•四％，倘若直接稅的負擔是累進的，國民總稅負的提高，促使富人多盡納稅義務，這是可喜的現象，也有利於租稅結構的改善；但如上所述，我國直接稅還出現累退的結果，總稅負的提高是否會更加重低所得納稅人的負擔呢？！

 

提高直接稅無濟於事

 

本於以上了解，所以在去年國建會經濟組其次研討會中，當財政部賦稅署金署長唯信報告近年直接稅比重提高，已改善我國租稅結構時，筆者就記憶所及，說明根據某項實證研究所得結果，直接稅比重的提高對租稅結構的改善無濟於事。

當時輪值主席的財政部張部長繼正似乎不予置信，詢問金署長曾否見及此項資料，金署長答覆不知道，張部長未再詢問筆者，我也不便冒然越俎代庖了。現在事隔一年又三個月，希望張部長有機會閱及本文，以釋其心中疑團。

總之，在直接稅負擔是累退的現狀下，增加總稅收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或是提高直接稅的比重，祇會產生使租稅結構更為惡化的結果。

財政當局今後應該致力的，是如何去改善直接稅的分配狀況，使它真能像其他國家那樣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具有平均財富的功能，則「建立以直接稅為中心賦稅制度」，才能顯出其財政收入之外的社會意義。

（註）本段所舉數字，係根據游文第十頁表二「民國六十四年財政收入之每戶平均有效稅率」所列各稅數字，由筆者歸納為直接稅與間接稅兩類，加計彙總而得。游文僅依據各項統計資料，說明直接稅的累退現象，並未進一步研究何以會導致此一結果。筆者本文試為解釋，也是浮光掠影的，希望財政部賦稅署或稅制會，能步游教授的後塵，繼續深入研究此一問題。

（陳文龍現任中興大學財稅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