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週年刊

日本人在台灣

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不太受人注意。他們多半經商,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喜愛群居,保持不好出名的低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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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喝酒聊天,唱歌取樂;他們毫不保留的開懷暢笑;他們是居住在台北的日本商人;他們在這個叫做俱樂部的酒店裡交際;其實,他們也在工作。

「我們在醇酒樂聲中,建立好的友情,將來談生意比較方便,」日本貿易商丸山亟一說。

下班後到酒館去,一向是日本男人常做的事。一位西方記者曾經報導說,日本工人在小酒店裡聚會,商談如何改進裝配線的設備。在台灣的日本商人也要靠俱樂部的輕鬆氣氛,幫助他們提高工作表現。

三菱商社台北分社的一位職員透露,他的日本同事晚飯後到俱樂部去,稱做「二次會」–意思像是中國人的餘興節目。

 

愛喝酒唱歌

 

這位職員說,日本人的商業哲學,是以良好的人際關係,做為成功的基礎。「因此,俱樂部成了重要的工作場所。」

在那裡,他們三、兩成群,坐在舒軟的沙發椅上,喝西洋的威士忌、飲台灣的冰啤酒;吃花生、嚐蜜餞,有的時候還情不自禁的高歌一曲。

「俱樂部裡的常客,並不完全是日本人,」林森北路上一家俱樂部的女經理說,「不過,日本商人大都比較愛喝酒,三杯下肚後就唱歌,一付很快樂的樣子。」

根據中日交流協會的台北事務所估計,目前,住在台灣的日本商人,大約有七千位。他們分佈在大城市裡。其中一半以上住在台北,另外一些在台中與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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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部的日本人,以工程或技術方面的人員為主,」丸山亟一解釋說,「台北的日本商人,才真正是做生意,從事商業活動的。」

來到台北的日本商人中,多半是中商社、大公司或者銀行指派來的,像丸山這樣自己開公司的,人數很少,頂多十五人,女性可以說根本沒有。

一般來講,日本商人居留台灣,以兩年到三年為主,期滿之後,立刻回到國內的總部繼續工作。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在上班之餘,還接受公費補助,到師大國語中心學習講國語。

 

居是特色

 

這些住在我國的日本人,不論單身或已婚,都有「群居」的特色。像台北市仁愛路與新生南路、濟南路附近,以及仁愛路與敦化南路、臨沂街一帶,都住著不少日本人。其中,攜家帶眷者的妻子,都扮演日本女性的傳統角色–相夫教子,做個乖巧的家庭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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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人的小孩,多半在日僑小學或中學唸書,也有的被父母送到美國學校去,加強英文能力的訓練。他們經常藉父親回國向總部報告工作近況的機會,一起返回日本省親。

有人認為,在台北的日本商人,很有階級之分。其中,大商社與銀行的高級幹部,算是第一階層。他們的收入高,月薪大約新台幣十萬元上下,相互之間經常接觸,公事之外,也相約比賽高爾夫球、網球,或者打麻將消遣。這些人也跟我國的政府主管級人員來往。

他們也有很多是台北日僑工商會的活躍人物。像伊藤忠商事台北支店長佐佐木清,就是日僑工商會的理事長。大商社負責人,每個月定期與交流協會的日本代表集會兩次,交換意見,並且討論與中日經濟有關的問題。

 

階級分明

 

除了大商社與銀行主持人外,在台北的日本大商社部長、課長級職員,以及大型生產事業的主管,被列為是第二階層的日本商人。列入第三流的,是中型企業與中型商社的幹部;敬陪末座的,是一般零件製造商;或是經營其他買賣的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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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各有各的生活圈,去的地方不同,他們之間也不太來往,」熟悉日本商人行動的一位我國商人說。

他還透露,有人開玩笑說,台北國賓飯店附近的巷道叫做「小銀座」。那兒的俱樂部,是三教九流之士交際的地方,由於去的日本商人與觀光客多,就得了這麼個雅號。

儘管如此,對於不常與日本人打交道的台北市居民而言,日本商人就像謎一樣。「他們不做公共關係,不常上報,不容易使人注意到,」丸紅商社的一位中國職員說。

 

講求實際,不受注意

 

他認為,日本商人愛利不好名,只要有錢賺就行了,「因此,不在乎保持低姿態。」

不過,一位住在這裡的日本人卻不表同意。他說,來到台灣的日本人,既要應付工作壓力,還要適應新環境,每天都很忙碌。「誰也沒有功夫去做公共關係,」他說,「日本人講求實際,做事情最重要,受不受人注意倒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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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說,外型相似,使日本商人在中國的社會中,顯得並不突出,「他們默默的工作,好像不存在似的。」

還有人強調,在台北只有喝了酒的日本商人,才真正像東京鬧區銀座裡的日本商人。「他們歌,他們舞,他們快樂逍遙,他們在日本式的俱樂部裡,好像回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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