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缺少對策與效率
西方人士對當前台灣經濟情勢的評估依然樂觀;對當前台灣政治情勢的評估依然挑剔。在我們冷靜地評估自己時,我們認為:目前的局面令人焦慮,但不需要失去信心。
焦慮來自二方面:政府缺少應對政策,工商界缺少應對活力。
首先要指出:當貧窮已經變成了一個歷史名詞時,傳統社會中的不「平」則鳴,在進步社會中變作了另一種的不「貧」則鳴─從財富的分享轉變成權力的分享。
教育程度與國民所得的普遍提高,使得人民對自己的期望增多─也使得人民參政的興趣增濃。
社會快速變遷中,人民對施政也產生了新的要求:例如治安、交通、垃圾、公害、休閒設施等。
此外,升學的壓力、就業的困難、功利思想的瀰漫、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加深了個人挫折感。我一直認為:個體困難中,只有一部分才是社會問題;社會問題中,只有一部分才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在政府不斷強調照顧人民的大有為政策下,人民與工商界就很容易把一切不如意的責任歸諸政府。
面對這種劇烈的轉變,可惜的是,政府基本上仍沿襲過去的心態與方法─包括決策過程與權力結構也缺少調整。因此在過去三十年中,有溫和緩慢的、極少爭論性的改革,但缺少大刀闊斧、可能冒些風險的革新。尤其是近來幾件併發的事件,減少了對政府公信力的信賴。
二、改進政策的運作
但是,我們不應當低估政府首長們求好心切的態度、與憂心國事的情操。他們對當前大家關心的問題不是不知,而是基於各種考慮而有所不為。
不論政策領導階層在決策上有所為或有所不為,一般說來,在經濟、外交等政策運作上,有八方面需要改進:
(一)彈性運用的缺乏(如不准東歐學者來台參加學術會議)。
(二)處理時間的拖延(如十信事件早應整頓)。
(三)敏感問題的擱置(如國建會未包括政治外交組)。
(四)決策本身的錯誤(如彰濱地區的開發)。
(五)政治考慮的優先(如對特定地區的採購)。
(六)兩難選擇的猶豫(如台幣目前應否貶值)。
(七)以往經驗的影響(如過份擔心財政赤字)。
(八)古老觀念的堅持(認為「低」價格總比「高」品質重要)。
三、扶不起的企業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工商界自身缺少經營效率與應對活力。景氣稍一不振,經營不良的企業都紛紛要求紓困。陷入困境的原因不外是:財務結構不健全,內部管理不善,國內外市場萎縮,倒帳的牽累,品質、價格、售後服務缺乏競爭性。這些因素當中,自身要負的責任多,能夠責怪政府的因素少。如果經營的困難更由於資金不斷的外流,那麼政府對這些企業只有追究的責任,而沒有紓困的責任。
讓我們重覆趙耀東先生的話:「扶不起的企業,讓他倒吧!」讓我們重覆黃光國教授的引伸:「做不好的官員,讓他走吧!」
政府部門與工商界都有他們的缺失,最應當受人稱讚的是一千九百萬人民。當他們是消費者時,買到的財貨常常是價高而質差,得到的服務常常是冷漠又馬虎。當他們投票時,大多數都支持政府的政策,體諒政府的處境,也容忍政府的錯誤。
四、不要相互指責
最近訪華的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向我們建議:「在經濟低迷時,不要相互指責,而要相互合作。」
合作之道在財經方面是要借重還剩下三個月的經革會,來個全面的經濟革新。我們當前確實需要二大突破:前瞻性的政策聲明,以及衝破困境的對策。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國政府與人民曾經經歷過經濟上的風浪、外交上的挫折、政治上的考驗。因此,領導階層仍然有它面對焦慮的定力,工商界在目前也應當表現出面對焦慮的沈著。讓焦慮變成加速革新的動力,也讓焦慮提昇為力爭上游的共識。
當美國漫畫家勞瑞要描繪出我們的形象時,除了要表現出在台灣的中國人三十多年來的勤奮、節儉、堅忍、機智之外,他也許會抹上一層焦慮,但這一焦慮仍然無法遮掩住我們自信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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