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韓國經濟、政治環境相似，發展程度與速度也相似。論經濟，我以富裕勝；論政治，韓國以勇銳勝。韓國的勇銳表現在執政黨的大膽，反對黨的大膽，和人民行動的大膽上。由於勇銳，故觸感靈敏。惟其靈敏，故韓國近來對勞工問題的重視十分突出。
韓國執政的民主正義黨已決定在末來憲章內明白列入對「勞動三權」－行動權、交涉權、團結權－「將予以最大的寬容」，除國防工業外將不干涉。八月一日，於我國行政院勞委會成立之日，韓政府也組織了一個以七名部長級人物為成員的委員會。委員之一、也是勞動部長的李憲琦在成立會後說，勞工糾紛正在迅速增加。這種新形勢正是我國同感殷憂之事。
韓國人所說的「勞動三權」是我國所稱的「勞工三權」：即組織工會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此三權在我國現行法令與實際操作狀況下，過去十分微弱。罷工為非常時期法令所不許。即使廢止了，而依照工會法行事，由於罷工須經全體會員表決通過，此點為實務上所不可能辦到。集體談判權，我國法律雖訂有團體協約一條，也有工廠設立這種「協約」，但只觸及工作條件、獎懲待遇等等，不是由工會出面代工人訂立工作契約，並從而獲得以工人為一個集體，談判工資，能決定整個集體工作與否的權力。至於工會組織，在今天實質上與地方黨務關係密切，這是毋庸諱言。執政黨還設有產業黨部。
我國的政策造就了二十年的經濟繁榮和社會安定，從效果上不能說不成功。不過，時移勢易，今天已面臨非變不可之勢。韓國變得比我們快而且徹底，這個示範作用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所以，在韓國執政黨已明白表示將對「勞動三權……予以最大的寬容」之際，我們必須對勞動三權的運用慎重檢討。
今天問題的主要環節在於集體談判權，而非大家一直顧慮著的罷工權。當工人獲得集體談判權，並自實施中得知其利益之後，以罷工支持集體談判乃是理所必至，勢所必有。我們的公權力連飆車與攤販都不能禁制，即使在今天，如果有大工廠眾多工人罷工，誰能禁制﹖
同時，集體談判乃是勞工行動的具體表現。合理與不合理﹖被誤導還是很明智﹖全都繫於集體談判時的要求與態度，以及談判代表們向全體工人解說時的方式。如果有野心家要誤導工運，這是他的時機。
所以，開放勞工三權時，必須對集體談判的實用加以規制，對代表的產生、談判的效力，與全體會員的溝通等等有比較細緻的設想，儘可能防止誤導和意義用事狀況之發生。不在此一階段設防，徒然立法禁止罷工，將遭遇有法難行的局面。勞工運動之趨於尖銳或將不易避免。這是一個關係未來二、三十年國家演進的大事，不可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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