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喜歡的工作是什麼﹖」
「是記者!」我總毫不猶豫的回答,「因為當記者可以不斷的學習,而人生原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你最佩服尊敬的記者是誰﹖」
思索這個問題,卻讓自己有了更深一層的自覺與反省。
雖然接受的正式新聞教育是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二十年的新聞生涯中,三分之二的時間是為西方機構工作(費城訊問報、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英國經濟學人),但腦中清楚浮現的名字卻並沒有一個是西方記者。
雖然看過的西方記者傳記不少,也接觸過許多世界一流的資深記者,他們的確有頗多令人欽佩之處-敏銳的思考與文筆、不屈不撓的採訪與技巧。但真正令人感動尊敬的典範,卻是張季鸞、董顯光、曾虛白、徐鍾珮……。
什麼是中國記者﹖
為什麼唯有中國記者才觸及來自內心深處的感動﹖
西方記者與中國記者到底有什麼不同﹖
這個疑問,在看到了曾虛白先生「九十感言」時,才心中篤定。
他十分坦然的指出:來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在不同的社會中活動,西方記者與中國記者所扮演的角色、所擔負的任務,自然不同。
西方的觀念,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一切為「我」,每一個人所極力追求的,是個人權益、自由與利益的擴展。因此,新聞被當成商品處理,老闆藉此發財,記者藉此得高薪、求成名。
中國人的觀念卻源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追求的是涵蓋大眾共同利益的「大我」。新聞記者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擔任溝通啟發的「責任者」角色。
民胞物與的胸懷
的確,中國新聞界前輩之所以令人感動、尊敬、景仰的,正是那不亢不卑的、身為國民一份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胸懷,和知識份子「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自我期許。
但捫心自問,這樣的民胞物與的胸懷與期許,是否正逐漸在台灣的傳播界中消失﹖
今日的傳播界,是否也正如同一般的社會科學學術界,炫於西方的技巧與方法論,不知不覺中,也陷入以西方的標準為唯一的標準﹖
什麼是新聞﹖難道真的是,只有壞消息才是好新聞﹖只有畸型的現象才值得大幅報導﹖
新聞難道只是一種商品﹖要賣錢、要成名,就要隨波逐流,迎合市場(觀眾、讀者)的需求﹖
飆車、大家樂、自力救濟、打打殺殺,社會紀律蕩然。新聞界只是無辜(也無力)的反映現實,還是不知不覺(或有意)的成了推波助瀾的共犯﹖
在舊的規範、舊的紀律已被打破,新的倫理、新的秩序猶待建立的轉捩時刻,大眾傳播應扮演的角色,益發急需探討與反省。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在急劇變動的時代裡,張季鸞先生當年在大公報期許新聞界的四個原則,也就益加發人深省:
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不賣-不為金錢所左右。
不私-不以之求名、求利、求權。新聞記者處理問題時,不要夾雜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
不盲-不人曰亦曰、隨聲附和的盲從;不一知半解的盲信;不因感情所動而不事詳求的盲動;不評詆激烈、昧於事實的盲爭。
做一個記者,要令人厭惡﹖令人害怕﹖或令人尊敬﹖
要盲目的模仿西方的準則,或恢復中國記者的傳統﹖
已經到了大家非要靜下心來,認真檢討、尋找答案不可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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