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

溥儀的一生，去年由義大利名導演勃納多•貝托魯奇搬上銀幕，「末代皇帝」自東京影展首映，接著在歐美推出以來，處處造成震撼。法國重要電影雜誌，均以此片劇照為封面，美國各大媒體，也以顯著的篇幅及時間，來討論這部電影的成就。我們可以說，電影史上以「中國」為題材的西片，沒有一部在聲勢上勝過「末代皇帝」，而該片不論在藝術成就、創作視野、以及歷史定位上，也凌駕如「北京五十五日」、「大班」等辱華電影之上。

所以，中共這次門戶洞開，在鄧小平首肯之下，雙手揖進貝托魯奇，並支援一萬九千個臨時演員、開放天安門及紫禁城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房間，讓「末代皇帝」攝製組自由活動，事實上是為中共自己做了一次最好的宣傳，也挽救了貝托魯奇逐漸走下坡的創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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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其實並不是貝托魯奇的第一個選擇。他原本要以AndreMalraux的小說「人之命運」（背景設於一九二七年的上海）改編劇本，然而其中牽涉到的政治立場問題太複雜，遂改以溥儀的自傳為藍本。斥資二千五百萬美元，並帶著一百個義大利技術人員，二十個美國人及一百五十個華裔雙語工作者進入大陸。此外，還浩浩蕩蕩地運來二萬公斤的礦泉水、二百公斤的咖啡、五百公升的橄欖油、二千公斤的通心粉、和二十部古董道具車。

政治與人性的奇異聯想

中共的門戶洞開，和貝托魯奇的大張旗鼓，在世界各大媒體都頻有報導。彼得奧圖的加入，硬裡子演員吳國良及英若誠（中共文化部副部長，英千里教授之子）的任要角，都使這部電影殷切為人期待。至於三種語言同時進行的趣談，幾乎成了本片拍攝的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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噱頭之外，「末代皇帝」最成功的地方是貝托魯奇的場面調度與複雜形式。貝托魯奇是六○年代冒出的電影奇才，他善於將政治與人性的關係做奇異的連結及聯想，也努力經營個人在隨波逐流與自由之間的抉擇困境。這些可能來自其社會主義思想的背景，也應是受到電影革命家尚盧•高達的知性影響。

由黑暗走向光明

他在成名作「革命之前」中已顯出這種雛型，「同流者」則敘述一個人為壓制自己同性戀傾向而逐漸變成法西斯主義者，至於驚世駭俗的「巴黎最後探戈」，則以「性」為武器，向各種中產文化機構（如教堂、國家）的虛偽報復。貝托魯奇自己說：「我過去所有的電影都是由光明走向黑暗的過程，『末代皇帝』則正好相反，是由黑暗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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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黑暗走向光明的過程，恰恰顯示了貝托魯奇著名的場面調度。簪纓高華的皇宮，以龐大的氣勢、過分喜氣的磚瓦，誇飾著清朝的招展赫奕。對比的是冰天雪地勞改營的荒涼，藍灰為主的色調，配上陰沈緩慢的節奏，似哀鳴著溥儀的壓抑及無能。貝托魯奇來回交叉剪輯著這兩個段落，配上傑出攝影家維多利奧•史托拉樂的運鏡，點染出歷史回顧的懷舊感傷。

換句話說，「末代皇帝」是貝托魯奇的「溥儀探討」，他將溥儀變成「同流者」及「巴黎最後探戈」的主角，藉他們個人與歷史的抗爭，探測其內心複雜的矛盾與性關係（溥儀是眾所周知的性無能）。這也是「末代皇帝」未觸及真正中國問題的原因，它是貝托魯奇的「大國民」及玫瑰蓓蕾，不是清末民初的中國歷史。

未檢討中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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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真正改造成平民了嗎？貝托魚魯奇並沒有提出質疑。由於中共的政治援助，貝托魯奇批判了清室與日帝，獨獨沒有檢討中共對溥儀的策略。這使「末代皇帝」淪為溥儀對失去童年的惆悵及感傷，欠缺了貝托魯奇在「同流者」及「一九○○」的犀利政治觀點。（作者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