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巿場顧客養的稱商人,被納稅公民養的稱文官(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兩種職分固有差異,但有一樣是相同的,兩者都需要嚴謹的監督。
商人聲名一向狼藉,但是他們得受巿場顧客的節制。如果顧客對產品服務有挑剔的要求(如日本巿場),商人的工作品質,非得提高不可。
文官也是一樣,公民如果都很溫馴,文官的公共服務品質出狀況的誘惑就太大了。
民「刁」跟官「僚」一樣是很可憎的事,但合理的要求、嚴格的監督是公民對公共事務該有的責任與義務。
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政府;什麼樣的公民,就有什麼樣的文官。
如果公民不為自己的生活品質作要求,對生活品質的堅持不夠堅定,則社會忍受低效率、低反應、低負責的文官系統也是活該的事。
因為民間社會的勤奮與努力,政府有大筆稅款可徵收。口袋飽飽的文官於是可以撐起「大有為政府」的旗幟,文官手中的權與政府荷包的錢與時並增,交相輝映。相對地,公民實應投入更多心力幫助文官們好好用大家的錢與他們的權。
<span class=’Doc’>花錢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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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政府有錢不是因為文官能力高,其實考驗文官能力高低的,是看他們花錢的本事--是否花在刀口上,花得聰明?為社會繁榮發展、長治久安而花每一分錢。這件事,一方面牽涉資訊,一方面牽涉見識。歸根究柢,跟文官的素質密切相關。
文官與商人還有一樣相同的特質--他們都需要適切的激勵。
四月中旬報載某部會次長級長官表示,他每天工作十二、三小時,待遇則與台電變電所一位主任差不多。「退休後如果到民間公司,就被懷疑有利益輸送。如果到國營事業,又可能被說成酬庸。」
公民對文官服務品質要嚴厲要求前,國家應先對文官的薪酬制度擺脫過去貧窮時代的平均主義而加以改革。負重責大任(六年國建要花多少錢?)的公僕,公民們理應付給他們較高薪酬,以留住優秀人才。讓部會次長的待遇與台電變電所主任差不多的社會遲早會得到報應的。這樣的社會活該得不到一流的公共財供應與公共服務。這樣的社會,公民活該忍受低品質的生活環境,這一切都是我們大家應得的。
眼前就有一重大課題,考驗文官們的見識與能力。政府準備在未來六年投資八•二兆的國家建設,文官們是否藉此契機,大力在我們唯一的競爭優勢--人才方面多培育一些種子,多在國內軟體(人才與技術)建設上植下基礎。
舉一小例︰國內陸續要興建十七座垃圾焚化爐,第一座由日本公司標去了。原因之一是國內環保科技公司沒有興建實績,不能獨立參與投標。原因之二是日本公司搶國際巿場一貫策略,低價搶標以利潤換取巿場地盤。連著到第三座焚化爐時,日方的每噸垃圾處理價格已漲到第一座的近三倍高。而國內的環保科技公司仍一直處於沒實績靠邊站狀態,了不起分一些日本公司丟下的小包業務。而國內環保大餅就此任憑外人獨佔,國人永難培育自己的環保技術?
<span class=’Doc’>訂立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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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共要建十七座焚化爐,文官辦理工程招標時是否該設計一套鼓勵外商技術移轉的規則(花錢的顧客當然可以訂遊戲規則)?
焚化爐只是一件小案例,我們擔心的是六年國建計劃的執行,會不會整個變成一件放大的焚化爐事件?花錢的文官為求省事,為了「遠來的和尚會唸經」,不去理會此次大好機會,大力為厚植國內技術底子與人才訓練多費一些心力,而只是口中唸唸有辭地呢喃「自由化、國際化」的六字真言做為推託文官職責的擋箭牌。(作者為輔大管理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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