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樂里的悲歌

　事實上房地產也正是造成台灣目前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主因。據主計處今年首度發表、也是台灣地區首度調查的「家庭資產部門報告」，台灣最富二○％家庭的財富是最貧二○％家庭的十六．八倍。但如果扣除房地產因子，則相差只有十倍。至於拿房地產單項比較，則相差幾近二十四倍。

　這項調查也指出，房地產佔所有家庭資產近六成比率。因此，有沒有房子直接影響到一個家庭的富與貧。

　貧富差距或許是古今中外、任何時代都必然有的社會問題。只是一向自詡「財富分配平均」的台灣，已出現兩極。富人住在有綠地、草皮、游泳池、高球場、警衛二十四小時保衛的豪門社區。

　而另外有一大批人買不起房子，必須長期租屋。甚至有人住在昏暗狹窄的違章建築。

　你或許曾經到中山北路旁五星級的晶華酒店（原麗晶酒店），也就是李登輝總統有時招待外賓的地方，一邊聽鋼琴、小提琴演奏，一邊喝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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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能喝完下午茶後，順便繞到晶華酒店後面，穿過林森北路到台灣目前最大的玩具連鎖店反斗城，為小孩買玩具。甚至到了晚上你乾脆先不回家，到反斗城隔壁、欣欣百貨樓上的台灣目前最大夜總會–－太陽城，看一場歌舞表演。

　但是你可能無法想像就在這些象徵台灣富裕、國際化的身旁、背後，有一群住在日本人墳墓上長達四十多年的都巿貧民。

與鬼爭地

　台灣愈進步繁華，就愈凸顯他們的破落貧窮。這些「與鬼爭地」的人就住在晶華酒店、反斗城之間，林森北路兩旁一家家明亮現代的商店正後方。表面的亮麗將背後的一切遮蓋住。

　從附近高樓向這眺望，鐵皮屋頂幾乎毫無空隙的「罩」住這片四•五公頃的土地。穿過路邊店面進入社區，迎著訪客的是狹窄只容一人、幾乎沒有採光的陰暗巷弄。有些巷弄甚至直接穿過住戶的屋子。面的一千三百多戶住家，則大多數住在二層樓、每層五坪左右的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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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中旬轟動一時的卡爾登理容院自焚縱火案，造成二十一人死亡的悲劇主角––計乘車司機梁興登，就住在這。當媒體報導梁家三代、八口一起住在上、下加起來十坪的空間時，曾令許多人詫異不已，「這樣的屋子怎麼住？」

　可是這上千戶、五千多人，幾乎都過著像梁家般的生活。

　從梁家如何分配這十坪空間，可以窺知一般住戶的狀況。沿著反斗城旁一家便利商店邊的小巷進去，梁家就坐落在狹窄通道的一隅。一進門廚房、餐廳、客廳、衣櫃、廚櫃、浴室好像「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盡收眼底。可是梁宅沒有空間蓋廁所，必須到附近公廁「方便」。也沒有空間裝熱水器，必須在煮飯的瓦斯爐上燒洗澡水。二樓五坪則是全家八口睡覺的地方，甚至比富裕人家小孩的玩具間還小。

　可是還有生活條件比梁宅更差的人。這有一、兩百個單身老兵，孤單的窩在這個幾乎不見天日的角落生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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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大陸的老兵

　七十多歲的退役軍人盧伯伯，住在兩坪不到的房子。雜物堆了滿室，連坐的地方也沒有。洗澡在門口洗，上廁所到公廁，家沒有自來水必須到附近人家家打水喝。二十八歲來台、退役後一直未婚，因為所有證件均遺失，後來連申請貧民、榮民的資格都沒有。靠以前微薄積蓄維持生活的他，這幾年眼看其他老兵紛紛回大陸探親，他竟連旅費也出不起。

　這些都巿貧民住的地方其實就是台北僅存面積最大的違章建築區，台北巿第十四、五號公園預定地。依台北巿行政區域劃分名為「康樂里」，但這人民的生活其實一點也不康樂。列名中低收入、政府按月補助的貧戶約六十戶；在環保局任清潔隊員、臨時工不下百人。其他除了少數人經營商店，大多數從事勞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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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這個聚落的形成是時代下不得不的悲劇。據在這出生長大的第二代、曾任里長、出嫁後仍回來林森北路開餃子館的禚淑雲指出，這是四十多年前跟隨蔣中正自廣州撤退來台的同一軍山東兵，退役後無產、無收入的袍澤，就暫時在已埋葬二千個日本人的墳墓堆上撘棚而居，初期並靠做山東饅頭販賣為生。

　父親也是來台後賣過饅頭的山東兵，四十多歲的禚淑雲操著山東人宏亮的口音說道，她從小叫爺、叔的長輩後來了解大陸已經回不去後，才就地取材把墳墓推平，拿墳墓上的石材當建材，撘起簡陋住宅。一塊塊寫著昭和幾年的墓石散落各面牆壁。至今甚至還有完整未破壞的墓碑立在住戶的房子。

　由於日據時代日本人就已規劃遷墓，將這劃為公園用地，國民政府來台後沿用日人都巿計劃，這群外省老兵就一直將就、沒有產權的住了下來。有許多人後來當了三輪車夫，因為收入微薄，子女教育程度普遍低落。禚淑雲的兄弟都高中畢業，「這已經很不錯了，」她說。

　這第二代數不出五個大學畢業生。儘管有一部份經濟狀況較好，可以在外購屋，但大多只買得起小小的國宅，很少把他們的長輩接出去。而更多的第二代因收入不高，仍在這結婚生子，將居住空間擠的更加不堪。

　而儘管有人遷出，遞補進來的也大都是來自台灣各地的低收入戶，使得這永遠是窮人的天下。

　客家人梁興登一家就是典型外來遷入的例子。自梁興登死後，整日掉眼淚的七十三歲梁母，先生在日據時代到南洋當軍伕，結果一去不回。她二十多歲守寡，獨立撫養一對兒女。二十九年前她把苗栗家產賣掉得一萬多元，來台北花九千多元買下現在住的房子（使用權），「別的地方也買不起，」梁母回憶過去，不停恨恨的嘆息︰「我是一輩子壞命壞到底。」

　七月中旬一個燠熱的午後，一群街坊鄰居擠在狹窄的巷弄中，討論要如何向台北巿政府爭取做公園的同時，能留一塊地蓋國宅，安置現有住戶。「否則叫我們去住那？」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子蹲坐在牆角矮石上說著︰「這夏天蚊蟲多，通風差，很熱，要有辦法誰要住在這？以前遷不走，現在房價飆漲那麼高，更不可能走了。」

　也有住戶批評政府硬要拆除這違章，是「窮人居無地，富人享綠地」的寫照。

窮人消失不掉

　或許明年，或許後年，政府的拆除大隊就會光顧這。但拆的掉、可以馬上看不見的只是違章的外表。

　窮人卻消失不掉。在這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土地飆漲的社會，窮人已愈來愈難翻身。求得一屋居住，對很多都巿新興中產、知識份子已經很難，更何況這群跟鬼同居數十年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