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全盛時代

以民間社團為例，光是內政部登記的「社會服務及公益慈善團體」，去年已達二二六三個，是十年前的二．五倍，二十年前的十一倍。地方政府轄下的社會公益團體更達九七八一個，高居各類社會團體之冠，超過學術團體、宗教團體、與體育團體三者總和。

我們正目擊一個新的「平民參與時代」。關心社會議題，不再是社運人士的專利；參與方式也愈來愈多元。從環保運動跨足社會企業、農產品通路，及非政府組織的徐文彥，提供第一手的觀察。

用商業手段　關注社會議題

徐文彥曾是桃園縣環保團體總幹事，也曾進入商業機構與政府體制，擔任台北市民政局長秘書、立委辦公室主任。四年前，他選擇開設「生態綠咖啡」，以社會企業推廣公平貿易。

他說，上一世紀的傳統社運，常面臨募款能力不足的困境，且因人員耗損嚴重，很難累積經驗。他認為，社會運動應學習商業社會的技能，「公平貿易」就是他試圖以企業精神，改變主流社會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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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華人第一家公平貿易認證的咖啡商，四年下來，「生態綠咖啡」已是三十幾家咖啡店的供貨商。同時，有中國人壽、台灣Google等三十幾家企業，加入「茶水間」計劃，採用公平貿易咖啡豆。徐文彥表示，咖啡只是第一步，他關心的，其實是台灣農產品。

「因為我的資本太少，無法馬上進入農產品市場，」在英國研讀農業問題的徐文彥，以咖啡作為經營通路的手段，擁有三十幾家企業客戶後，他與屏東「綠農的家」等單位合作，成立「好樣綠生態農產品銷售平台」。平日為企業採購禮品，「每逢節日，就能賣出一卡車水果。」

以小搏大的徐文彥，今年又結合其他公平貿易通路商，籌組「台灣公平貿易協會」。去年，台灣的公平貿易商品銷售額五一一萬歐元（約二．五億台幣），在亞洲僅次於日本，是南韓的兩倍，讓國際公平貿易組織大感驚訝。徐文彥希望，公平貿易的精神，也能逐漸落實到本土農業，「當你認為遊戲規則不合理，就該進入主流市場，試著改變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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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業手段，關注社會議題」，是徐文彥的策略。針對日趨活潑的社會參與，他表示，傳統社運模式有組織、有人脈，上街有總指揮，「一群人只有一支麥克風。」但在網路時代，人人都有一支麥克風，人人都能動員參與。

作家張鐵志觀察，此一現象並非台灣獨有。○八年以來，兩岸三地關注、討論公共事務的風氣，比以前更蓬勃。網際網路成為公共參與、資訊分享與組織串連的工具平台。

「以前，學生常常只是『NGO預備隊』，」過去五年，從樂生保留運動、反國光石化，到文林苑事件，「學生已能成為社運主體，」張鐵志觀察。可見，台灣年輕人對公共事務不冷漠。

自願奉獻的網路世代

根據資策會統計，一九九八年，台灣經常上網的人口不過三百萬人；○七年就已突破一千萬人。十年前，全台灣的連網普及率只有四成八；去年已高達七成二。愈來愈多上網人口，造就台灣「分享」與「參與」，拒絕冷漠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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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技作家舍基（Clay Shirky），以「認知剩餘」一詞，解釋網路世代自願奉獻時間，分享訊息的趨勢。以往，一般民眾大多收看電視，打發下班後的餘暇；網路出現後，不滿於資訊單向接收的網路鄉民，開始將部份閒暇投入網路，包括編寫「維基百科」。他指出，「美國人每年大約花兩千億小時看電視，等於是兩千個維基百科的編寫時間。」

美國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是另一例證。孟加拉裔的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原本是避險基金分析員，○四年，他為了遠距教導親戚小孩學數學，利用手寫板的簡單動畫，錄下解題步驟，然後上傳到YouTube分享。這些影片大受歡迎，他進而擴大範圍，兼及歷史、理化、財經、生物等領域。

三年前，在比爾蓋茲的贊助下，可汗辭去工作，專職成立「可汗學院」。累積了三千兩百支教學短片，瀏覽次數超過一億五千萬次，並燒錄成光碟，分送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協助偏鄉兒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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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無論是中文維基百科，或上百萬人使用的火狐瀏覽器，都有龐大的志工社群，翻譯、推廣、編寫條目。志工有國高中生、大學教授，也有早餐店老闆。

上百個國家、千餘名部落客參與的公民媒體「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上，台灣是最活躍的國家之一。年輕的志工編輯鄭國威、錢佳緯，扮演串流中文世界的窗口。

臉書公民　從按讚到行動

網路世代熟悉的「禮物經濟」、與「鄉民文化」，讓無私分享與集體合作，成為可能。社交網站的興起，則讓公共事務的參與，與人脈連結緊緊相扣。

聲援反核、反中科搶水的駱以軍坦承，自己原本很少參與公共議題，他是「被動員的人頭」。但他心甘情願被動員，原因之一，就是臉書。

他強調，小說家原本負有社會對話的任務。「張大春《將軍碑》、朱天心《我記得》，或李昂《殺夫》，都與當年社會的價值型態，進行劇烈對話。」解嚴後，媒體環境開放，論壇版面取代了文學副刊，成為更專業的專家話語。創作者的社會角色，因而淡化。

駱以軍表示，近年報業市場紊亂，公共議題的討論與分享，卻在社交網站找到出口。每天塗鴉牆的長串訊息，觸發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我們這些『內向世代』的創作者，多了一個『臉書公民』的身分，在看似無政府的網路場域裡，開始思考什麼是政府。」

駱以軍不是特例。截至今年六月，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就有一千一百九十七萬個臉書帳號，帳號率高達五二％。相較之下，人口五千萬的南韓，只有七百一十萬個臉書會員，帳號率一四．二％；一億三千萬人的日本，臉書會員約一千四百萬，帳號率一○．七％。

換言之，超高密度的使用者，使得臉書既是台灣最大的網路社群，也是藉由人脈鏈結動員，交換鉅量資訊的虛擬媒體。

而社交網站的「名人效應」，讓作家、導演與歌手的臉書帳號，成為萬人收視的新媒體，促使他們的粉絲接觸更多公共議題。

人人都是行動者

網路崛起加上公民意識抬頭，讓分享取代擁有、共利取代自利。草根力量與社群參與，在台灣各角落萌發，扭轉了「小與大」、「少與多」的定義。

輔仁大學新聞系副教授陳順孝指出，以往，訊息提供者的專業背景及職業職稱，會放大訊息的重要性與可信度。但在社交網站上，「發言者的身分相對不重要，只要對某議題具有獨特見解，都可能不斷被轉貼、轉分享。」文林苑爭議期間，一名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張姓學生的文章，就被轉貼數千次，引發熱烈討論。

按讚，轉分享，發起社團，活動邀請，網路提供低門檻的社會參與方式。「但所有虛擬人氣，最終都要回歸實際行動，」徐文彥強調。

無論是擔任公民記者、自由軟體志工，或是走上街頭，每個人都能在微小行動裡，找到自己連結社會群體的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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