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週年刊

創新就要問為什麼不

舒維都(Victor Zue)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資深研究科學家,同時擔任電腦科學實驗室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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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國際媒體眼中,他是當今資訊科技界舉足輕重的科學家。他主張,電腦應該可以和人用日常的口語溝通,這樣資訊科技才能普及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

經過多年鍥而不捨的研究,他領導的小組已經發展多項應用系統。包括以語音查詢全世界五百個城市的氣象報告,或是可以提供在美國領空、超過四千架次飛機的起降和登機指示資訊的系統。

這位美國微軟比爾蓋茲的重要顧問,與台灣淵源深厚。十個月大時,隨父母從成都來台,一直念完建國中學的初中,才離開台灣。

一九九六年,香港政府委託麻省理工學院執行「Made by Hong Kong」的計劃,他是資訊科技篇的主持人。從一九九七年開始,他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和台灣資訊業界的最佳中介橋梁。

他不但引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頂尖科學家,與台灣的張忠謀、施振榮、林百里、鄭崇華等企業家交流、對話,也積極嘗試將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成果在台灣商業化。

九月中旬靜謐的午後,透過《天下雜誌》專訪,舒維都暢談麻省理工學院的創業精神、全球最新資訊科技趨勢,並比較台灣、香港、新加坡三地發展模式,重新思考台灣定位。

問:這次你將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創業大賽(50K)的精神,帶來台灣,獲勝者如果籌組公司,台灣工業銀行將提供一百萬的創業基金,這項鼓勵學生創業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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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學院不僅是一個世界級的教育研究機構,它對於世界經濟也有巨大的影響力。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待了將近三十年,這個學校到處充滿創新的氣氛,從雷達到資訊高速公路的重要骨幹(乙太網路、網際網路)都從這裡誕生。

問why 也問why not

根據一九九七年美國波士頓銀行的調查,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共創立了四千家以上的企業,創造兩千三百二十億美元的年營業額,雇用員工超過一百一十萬人。

我們應該讓學生愈來愈靈活,想新的東西。我們學會問Why,更應該問Why not,何不試試另一種方法?除了專心學業,我們也鼓勵學生透過創業,發揮影響力。

從一九九○年以來,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與教授每年平均創立一百五十家新企業。十年前開始舉辦的50K創業大賽,有很大的鼓勵作用。過去五年得到冠軍的公司,現在都做得好得不得了。

問: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的經驗,你對年輕人創業的建議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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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有三個兒子,也都是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其中兩個兒子已經自行創業。我的建議是,創新經常是不墨守成規的結果。

在架構分明的學習環境中,台灣學生往往表現優異,但是當環境要求他們先定義問題,再從模糊的環境中找答案時,他們常顯得比較困擾。所以應鼓勵大家有不同的思考。

第二是與團隊有關。無論你的想法再好,都需要別人的幫助,才能實現夢想。

這些年來我目睹一些麻省理工學院創立的企業夭折了,分析原因,通常不是科技不夠好,而是這些人對於企業的業務、行銷、投資缺乏適當的訓練與了解。切記,在所有的成功因素中,技術所佔的份量不到五分之一。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

跳脫原有框架

問:你拜訪台灣企業的過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答:讓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台灣成功企業的領導人,都是非常懂技術的人,有非常扎實的技術基礎。在美國,雖然有的公司以技術為重,但是許多公司的CEO並不了解技術,公司不在乎CEO是賣飲料或是賣電腦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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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這裡,企業領導人對技術很在行。所以,麻省理工學院和台灣的關係不只是傳教,因為台灣許多企業領導人對研發有非常強的興趣,並且有應用的能力。這件事讓我印象很深。

問:以你對未來趨勢的掌握,你建議台灣下一步應做什麼?

答:我覺得軟體很重要。尤其是區域性的軟體發展,因為中文使用人口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他們的需要應該被滿足。

善用台灣的彈性經營軟體

很有趣的一件事是,製造能力做得好的國家,都有很長的技術歷史,例如日本及德國製造很好的收音機、電視、相機,後來轉而製造很好的電腦。做這種東西,需要小心計劃、精細設計。軟體完全不同,沒有人這星期想做一個軟體,下星期做出來的東西完全不用修改,這個過程一直是嘗試錯誤,比較靈活。

硬體製造需要工整的計劃,軟體需要靈活彈性。中國人比較有彈性,我們已經有很好的硬體製造能力,但是要善用我們的彈性。軟體的利潤比較高,應該往這方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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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哪一方面的軟體?微軟除了軟體技術強,行銷能力更強,台灣這麼小,有發展軟體的機會嗎?

答:除了微軟發展的、應用於個人電腦的軟體之外,全世界的軟體多得不得了,例如應用資訊科技管銀行、管交通、管生產、管不同東西的軟體,空間大得不得了。例如思愛普(SAP),做的不是發展個人電腦應用的軟體,而是流程管理的軟體。

其他還有很多商業軟體。憑良心講,在企業用軟體方面,全世界除了思愛普,沒有幾家公司在做,這個領域並沒有完全被發展。目前都是每一個用戶自己發展特殊的軟體。

還有另外一種軟體的趨勢。例如英特爾有一個計劃叫做「深入家庭」(Anywhere at home)。剛開始英特爾的想法是「每台電腦內有英特爾」(Intel on every desktop),將來的想法是「每家有英特爾」(Intel in every home)。就是每一家庭都有一個英特爾的軟體設備,它可以控制你家裡的每一個東西,燈光、電視、電冰箱等所有的電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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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奇的未來

可是最近美國有一個新的趨勢,軟體本身就可以使電腦變成多功能的電器產品。例如我們實驗室裡有一個軟體收音機(Software Radio),以前的收音機裡面又有真空管,又有一大堆東西,現在所有的過程,都可以濃縮進電腦內。電腦裝上電線,完全可以用軟體操控,你按一個鍵盤,它就變成收音機,你再按一個鍵盤,它就變成行動電話,你下載一個不同的軟體,就變成電視。

這並不是拿電腦來控制收音機、電視、電話。你的電腦就是你的收音機、電視、電話。以後電腦這麼強,是因為「軟體」,你可能不能想像,但未來就是這樣。

問:你接觸到的台灣廠商,他們有意識到這樣的新趨勢嗎?台灣有誰往這方面走?

答:有,像宏�電腦董事長施振榮,最近就大量投資軟體事業,他完全了解,有些事看得比別人還早。宏�在北美投資了很多公司,都是做這方面的事。

問:一九九六年,麻省理工學院曾經幫香港政府及業界做過Made by Hong Kong的計劃,你是資訊科技篇的主持人。新加坡資訊科技的發展也很強,你認為台灣、香港、新加坡三地,在資訊科技方面的優劣勢各是什麼?

答:台灣比新加坡和香港強,而且製造能力強很多。在台灣,你看任何一家高科技公司,在製造方面都很行。這一方面,其他地方沒辦法比得上。

第二點優勢是科技專業人才。台灣出去的人,回來的很多。對香港而言,專業人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從香港出去學東西,回到香港的很少。

第三點,這裡的創投非常活躍。好的創業投資幾乎在北美都有分公司,所有的投資不一定局限於台灣,例如華邦電子在北美買了一些公司幫他們做事。

科技發展需要自由

新加坡比不上台灣的是創新。創新不能由政府來決定,如果一個社會所有的政策和投資都是經過政府,等於反創新。我覺得在台灣的機會比較多一點。他們發展產業是由政府制定(top down),台灣則先從企業做起(bottom up),我個人認為,比較自由的方式比較容易成功。

但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基礎建設比這裡好得多。你看香港光纖的普及率很高,新加坡的寬頻網路也是一流的,但是在這裡沒有。他們不論是運輸人、貨物或資訊的運輸、基礎建設都很強,香港的空運及海上轉運量是世界第一。

基礎建設要做得好,有兩種方法。一個是由政府強勢主導,例如新加坡;第二,就是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政府放手讓國際企業來做,像香港。為什麼香港有這麼好的光纖,連結到每一棟建築物?就是因為香港電訊自己可以獲利,他願意大力來做。

香港及新加坡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很好,台灣應該更加強資訊科技的應用。

問:最近香港也要建立一個科學園區,這是你當初的建議嗎?

答:我沒有建議這個,而且我個人覺得很奇怪。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做得很成功,這需要一個很強的基礎建設,水、電方面都有特別的需求。

新資訊產業不需群聚

但是現在做的資訊科技(指的軟體及網路)沒有這個需要。而且香港已經有這麼好的光纖,沒有地理上集結的必要。過去美國的科技公司都集結在矽谷,現在資訊科技的發展比較多元,美國的科技公司也大量出現在東岸、甚至美國南方,因為現在的科技發展可以分散。

當初我們對香港的建議是,將企業設在大學校園附近。香港有七個大學,如果這個大學擅長生物科技,生物科技的公司就鄰近這所學校,那一個學校的電訊比較強,電訊公司就應該在那個大學附近做。除非大家做積體電路,否則沒有必要設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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