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日,央行對匯市的干預在國內引起了不少爭議,批評者依據對市場機能的無限信心來反對央行的干預。確實,「尊重市場」近來已是主導性思潮,金融自由化也早就是無可置疑的目標,而央行在先前也曾說要在公元兩千年達到資本帳的全面開放,亦即除了長期生產性投資之外,各種長短期的金融資本都可以自由進出台灣。只是在此次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短期資本的快速流動,明顯地催化並加強了危機,而台灣能倖免於難,卻是有賴於比較嚴格的金融控制。因此央行在心悸之餘,已經將資本帳的全面開放延期。
國際貨幣基金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也是以全面開放資本流動為理想目標,要求那些受到重創的國家,非但不可加強金融控制,反而要更進一步的開放資本帳,讓外資與當地資本都能自由的進進出出。
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的做法及全面開放資本帳的目標,已經愈益受到質疑與挑戰,許多國際知名的經濟學者,如世銀副總裁J.Stiglitz、東歐經改權威J.Sachs、自由貿易理論大師J.Bhagwati,皆為文批評。其中所牽涉的問題,包括金融市場是否因為資訊的不完全性必然會有市場失靈,國際金融體系的危機如何處理,以及開放資本帳在理論上的理由等。
確實,全面開放資本帳在理論上有何好處呢?商品的自由流動或國際間的自由貿易,之所以被認為可以帶來好處,是基於其國際分工的道理,即各個經濟體各依所長、發展利基、互相交換。但金融資本的流動卻沒有什麼道理會帶來類似正面效益。這樣的流動自由,除了讓金融資本可以快速移動,到處賺取金融價差外,對地主國未必有好處。如果地主國缺乏資本從事生產,應該是吸引外人進行長期生產投資,而非短期的金融資本。
低效益,高風險
開放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的效益顯然不彰,但它潛在危險卻非常高,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就是明證。像南韓在前幾年享受到直接向國外銀行借入低利貸款的「自由」,然其所引發的金融與國際收支危機,卻使南韓的成長倒退許多年,並在貨幣基金的干預下,失去許多政策自主權,還有很多企業被迫以賤價廉售給外資。智利向來被芝加哥學派當作是自由放任的模範,但是智利政府卻不歡迎短期資本,並以課稅來控制。
這些資本流動可能引起的危機,及其所牽涉的後果與成本,是提倡全面開放資本帳者所忽視不提的。經驗顯示,在美國大力推動國際金融自由化的腳步加快之後,金融危機出現的頻率提高;墨西哥尚未脫險,亞洲危機又起。同時,目前貨幣基金處理危機的方案,也未能使亞洲脫離危機。
極力提倡自由貿易的Bhagwati則激憤地認為,自由貿易理論的優點被提倡資本自由流動者不當的利用,他也認為有一個菁英利益集團在合力推動此事,這些菁英盤據在華爾街—美國財政部—世銀—國際貨幣基金,形成一有力的網路,藉由建立金融自由化的正當性,在全世界推動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而當華爾街對亞洲放了鉅額呆帳之後,貨幣基金的援救方案主要是懲罰債務國、援救華爾街,卻不懲罰犯錯的債權者。
國際金融危機已引起眾多對「資本流動愈自由愈好」的質疑與挑戰,我們也應該檢討台灣的經驗,以我們實際的利益來考量,這些都不是單純對市場機能的信心所可取代的。
(作者為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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