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公元兩千年的台灣城鄉面貌﹖若由傳統藝術史與建築史的用語來說,就是要討論台灣的城市和鄉村將有什麼樣的「風格」,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台灣在那時候究竟是什麼「樣子」﹖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提供的角度是──不要去想這個「樣子」到底是方的還是圓的﹖而是要試圖去理解將之塑造出來的社會或政治的過程,這種塑造的力量與所建構出來的樣子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要預測台灣可能改變的地景,台灣經濟是最關鍵的因素。
全球經濟在一九七三年後發生了大的改變,至今仍在持續中,就是所謂的「技術經濟的再結構。」由於全球將只有一個資本主義市場,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置身於這個大改變之外。在全球經濟的變動中,台灣經濟過去能夠有一點成績,應該歸功於勤奮的勞工與企業家的反應靈敏。
台灣的「野性」
此外,政治權力的重組,也是改變台灣城鄉地景的因素之一。
其實今日台灣的政治,骨子的威權體質並沒有多大的改變,父權的價值觀也沒有真正動搖,但和過去的威權體制所不同的是,它是「威權體制」和「民粹主義」的混合體,國家某些展現其權力的方式已經改變。
由上述層次來觀察,我們才可能勾勒出公元兩千年台灣的城鄉面貌。畢竟,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地景。
關於地景的改變內容與方向,可以從下列四點來探討。首先我想要探討的是:台灣城鄉的面貌,未來是不是仍一如過去被當做是外銷加工廠﹖
我看不會。其實從一九九○年開始,台灣的城鄉外銷加工廠就急遽減少,外移到大陸。況且,若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真能落實,台灣的城鄉或許將扮演不同的角色。
看看目前政府對亞太營運中心所做的評估,還相當空洞,很難令人有信心,不知道究竟要把我們帶向何方﹖然而在全球競爭中,政府扮演的是極重要的角色,台灣現在正在搶世界市場的狹縫和高科技市場的邊緣,政府必須要有高明的決策,才能協助業界度過轉型期。
第二點是,社會兩極化的現象是否會持續擴大﹖
現在歐美,甚至連日本都出現了大量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每天在市中心都會看到游民在垃圾堆中揀食剩飯殘羹。這些「被遺棄的人」在冬天又被稱為「建築師」,夜夜拿著瓦楞紙板在角落裡搭著勉可容身的小屋,就怕捱不過這一晚。這就是「都會區的雙元化」,也就是「社會的兩極化」,在十五年以前社會福利政策盛行的時候所看不到的現象。
兩極化社會
台灣現在也正朝著「兩極化」的情形發展,不只是都會區的兩極化,還要加上城鄉的兩極化,而且不僅是社會、產業的兩極化,在加入關貿總協之後,農業也將會產生兩極化的現象。然而台灣過去是有名的兩極化不嚴重的國家,也就是都會區甚至城鄉的差異性都不大,所以將來究竟會如何發展,還是端賴政府的政策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執行。
第三點要談到的是:僵化拘泥的官僚城市要如何改變﹖
台灣在亞洲四小龍中一個最大的特色,也是外國學者所百思不解的是:台灣是最有活力的資本,和最僵化拘泥的官僚的絕妙組合。
台商運用資本上的活力無孔不入,但和我國官僚體系反應的遲緩僵化,恰好成為一個極端的對比。在台灣都市化的過程中,政府的都市規劃及土地政策都無法符合社會改變的要求,處處落於下風,使得我們的城市面貌即使以「醜小鴨」稱之,也當之無愧。而我們的城市就變成了「投機城市」,支持它的主要活動就是所謂的「泡沫經濟」,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夠炒作的。
投機城市的發展是一種破壞性的發展、破壞性的創造,也是一種創造性破壞的極致。
破壞性發展
以嚴重影響城市面貌的高樓大廈為例。在歐美,他們定了許多繁雜的法令,盡量限制高樓產生,因為高樓有非常多後遺症,不只是交通而已。反觀台灣房地產業給社會大眾所謂「進步」的邏輯是:把矮房子拆掉,再蓋上高樓。例如計劃半途夭折的一百二十六層的花開富貴大樓,就是「投機城市破壞性發展」的表徵,亦即,每一個新的建設都是奠基在前一個物件的死亡之上。
做為加工廠的城市、非正式城市及投機城市的文化表現所造就的地景,當然就不可能產生如舊金山一般,具觀光的可看性價值、又具可居性的城市風格。
台灣的希望在哪裡﹖在於前述我所說的危機,「危機」其實就是一種具有可能性的「轉機」。
都市的危機來自幾個原因,第一是都市的服務不足,也就是各種公共設施的不足。
例如和「松江詩園」一樣有細緻的實質空間品質的公園,全台灣也不多,至於,進一步要求能夠和社區居民間產生親密互動的公共開放空間,就更是像夢話了。再以七號公園為例,在還未完工,而且是在雨季中堅持開幕,讓市民在滿園的泥漿中「跋涉」,真是一個大笑話。但比起台北縣民,台北市民又幸運得多。長期的「一河兩制」,資源分派不均,使得台北市還是擁有最多資源的首善之區。
其次,就是所謂的市民自治,也就是地方自治的問題。這是一種自我管理的價值觀,表面上這個問題在台灣似乎還沒有條件討論,但其實在宜蘭的反六輕、蘭嶼的反核廢、貢寮的反核四,甚至包括無住屋組織所提出的自力造屋都是這個價值觀的反映。
這些要求都顯示出,人民自我管理的意願和能力都很強,效率也經常凌駕在政府之上。所以,許多事政府未必要事必躬親,事事一把抓,如果能讓市民適度的參與,反而會發揮更好的效果。
南北差距及城鄉差距,也衍生另一個問題,就是「地域的出路」,也就是如何替地方的經濟及活力尋找出路。雖不見得台灣的每個地方,都有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優勢,或太魯閣國家公園世界級的美景,但只要善加利用獨特的風土特色,都可以變成經濟競爭上的利基。例如將有溫泉的地方好好地規劃,就可以將其發展成休息療養的勝地,並非一定要和色情結合在一起。
草根民主
所以綜合上面所述,改造公元兩千年城鄉面貌的實踐,第一就是草根民主,亦即人民可行使創制、複決權來決定他們要或不要什麼。台灣今日已享用選票民主初步的甜美滋味,但若民主化將會流於表象。因為民主化並不等於執政黨本土化,也不等於民進黨執政。
這種草根民主本來並不是台灣這種開發中國家所可以奢望的,但因為台灣生活品質的急遽惡化,催動了都市的危機,使得在歐美遲至六○年代才興起的都市社會運動,在台灣竟然和經濟運動、政治運動同時爆發。
放眼東西歐,現在都在摸索一種新的國家形態──地域國家(local state),意思是除了國防、外交之外,凡事幾乎無不可交由地方來自主。這種地域國家是一種自治體,有別於集權國家,甚至福利國家那般,由出生到死亡都在國家的照顧之中,而是充滿了地域性的民間活力的國家。
民間活力遠交近攻
由過去的經驗看出,台灣的民間活力總是走在政府政策的前端,所以我認為「地域國家」將是台灣公元兩千年所必須走的一條路。台灣應該善用「地域國家」的優勢,以民間活力遠交近攻,否則三年之後將被上海浦東超越,在亞洲的經濟競爭中出局。
由地方居民對中央的抗爭中,逐漸培養出的「社區共同體」的認同意志,也將是影響台灣城鄉面貌的希望。
換句話說,城市的成長是由市民所決定,與市民休戚與共的。台灣的城市由日據時代的「殖民城市」、國民黨統治下的「官僚城市」,一直到近十年由土地炒作者操縱的「投機城市」,這都不是市民所能決定的地方生活。惟有「市民城市」,才是屬於新的「市井小民」城市,公元兩千年即將來到,讓我們朝這個方向努力。(陳世斌整理)
天下新聞室精選最具時效性、最重要的深度內容,每週五發送
精選當週熱文,週五寄送
請查看您的信箱,我們將寄送驗證信給您,確保未來信件會送到您的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