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台灣的人從未像今天這樣矛盾、迷惘。
世界一下由黑白進入彩色。上下、是非,簡單、絕對的二分法突然變得不再適用;多元、分化,使得一切變得複雜、相對而界限模糊。
熟人相聚,除了談天氣、度假、運動、玩樂之外,小心翼翼的避開了任何嚴肅話題,唯恐涉及流派、省籍、信仰或價值的爭議。
一位一向對社會不公、腐敗特權忿忿不平的會計師,變得沉默而無奈:「憤怒有什麼用呢?我已經沒有了憤怒的力氣。」這位改革派的朋友,現在把憤怒的時間,改而用來學唱卡拉OK歌曲。
價值體系、優先秩序的界限模糊,可能最為令人惶恐。新近歸國的科學大師李遠哲,有鑑於科學和經濟發展的無國界,而公開呼籲人類一定要為邁向和平而努力,「要超越戰爭」。
喪失底線決心
另一位新近回台定居的國際政治領導人物彭明敏,卻對台灣社會及領導層,欠缺一份悍衛「自己生活方式」而不惜犧牲的決心,感到失望。當領導層處處以不能觸犯中共的「底線」為考量時,彭明敏問:「我們的底線在那?」(見九六頁)
國界、國籍、國家,其間的界線或個別意義也已開始模糊。愈來愈多的台灣人,無論是企業界、專業界、或學術界,都加入了飛行遊牧族的行列。(見二二頁)
他們經常穿梭於國界之間,他們不僅努力克服飛行時差帶來的身體不適,也嘗試勇敢的擁抱適應各地不同的體制、生活習慣與文化差異。他們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人,談不同的話題。
人需不需要有歸屬?
為了適應,他們練就了瞬間轉換的能力。但也有些在練功的過程,不知不覺失去了對家人、親友、土地、社會、國家的關懷與認同。他們有無限寬廣的選擇的自由,但他們卻往往無法或不願選擇,而只是疏離。人需不需要有歸屬?人需不需要有家?人需不需要有國?答案對某些人而言,已不再肯定。
但客觀的事實是,科學、文化、企業的資本、衛星傳播、物質產品雖然可以無國界的流通,但稅收、福利、兵役、政權、治權、一般人民,仍有國界、國籍、國家的區分和界限。人人可以期望無戰爭,但鮮少從政者能夠主張國家或城邦可以無軍隊。
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指出,當世界走向多元分化和「地球村」,出現相互矛盾而又同時並存的兩股潮流時,唯有透過對精神傳統的再認識,才能幫助理解今日世界這種既抗衡分化,又依賴整合的「全球社群。」(見二二八頁)
他認為單從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來衡旺一國的國力或進步情,不應再是廣被接受的不變標準,而應該加上社會資源和精神文化資源這兩項軟性指標。
一個「有人情味的、溫暖的世界」才是社會資源充足的社群,而也唯有透過豐富的心智活動,文化反思等精神資源的深化,才能凝聚民族生命、加強民族認同。
類似的想法,也由日本的資深教育家岡本道雄在台北指出。日本的教育目標,由明治維新時強調富國強兵的「現代化」,到二次大戰後的「民主化」,現在面臨二十一世紀時,則碰到了如何在「科技文明之後再創精神文明」的新挑戰。
再創精神文明
換言之,在過去一、二百年強調「to have」、「to do」、「to know」之後,再發現最重要的價值還是在「to be」。
有錢、有權、有能力、有知識之後,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如何為人,如何與自己相處,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與環境相處。
唯有參透了如何為人之後,才能免於矛盾的撕扯與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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