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如何自處？

　在這轉型期之中，最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觀點，是根據可以由數量計算的綜合國力，來評估世界新秩序的權力關係。常為政治、經濟和軍事學家認可的是所謂「一、三、五」結構。

　可是我們如果把「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資源也列入考慮，除了「一、三、五」結構之外也必須把「七、九」所標示的「軟件」提到議程上來。

　所謂七大精神傳統，也就是一般公認的世界宗教已歷經兩千年的發展，面向二十一世紀，不僅生命力沒有滅殺，而且還有與日俱新的氣勢。

　不過，毋庸諱言，一旦不同宗教的精神價值和性別、族群、語言、地域，或階級等強烈的根源意識糾纏在一起，即會觸發暴戾之氣，甚至還可能導致最凶狠和殘忍的分化作用。這也是為什麼杭廷頓教授竟危言聳聽地提出；文明體系因相互歧視而引發的衝突，也許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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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五七九都是屬於宏觀的「霸權論說」，和時下流行的「解構」話語及後現代思維格格不入。霸權論說不僅在理論上漏洞極多，而且在實踐上也常不自覺地扮演一種助紂為虐的角色─為現實的既得利益造勢，無形中把許多極有代表性的聲音都邊緣化，甚至徹底消解歸諸沉默了。

　其實，美國的一枝獨秀只能是短暫的；從犯罪、吸毒、失業、雙重赤字、種族衝突及教育水平下降種種經濟及社會病態看來，前景並不樂觀。

　三足鼎立的經濟均勢也不可能趨於穩定。經濟學家梭羅曾預言在美日歐三霸競賽中，最終由歐體獲勝。這是根據八九年的情況，目前已破綻百出，連三霸的提法本身也大有問題。政治五強的觀點似乎較有說服力，但完全以「國家」為單元，忽視了區域性的地緣政治，也有很大的局限。

　如果世界走向多元分化和「地球村」的出現，是互相矛盾而又同時並存的兩股潮流，那麼對精神傳統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既抗衡分化又依賴整合的「全球社群」（glob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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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神州大地所指的不只是錦繡中華而是萬物之靈所居住的地球，那麼文化意義的中國人（也就是廣義的華人）面對一、三、五、七、九的論說應如何自處呢？

　首先，我們不應狂妾自大說什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除非我們的期望是，通過散布世界各地中國人的共同努力，為天下太平作出積極的貢獻，否則這種說辭很容易引發「黃禍」的負面形象。

　當然我們也不應自慚形穢，認為中國人只能扮演沉默多數的消極角色。的確，雅片戰爭以來的一百五十年，中國人所修持的，多半是敢怒不敢言的忍辱波羅蜜。成千成萬的同胞或因天災或因人禍而死於非命，不僅沒有殃及四鄰，連在「文化中國」的其他地域也激不起一點關注和同情。面向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大事必然成為影響全球社群安危而為世界共同關注的重要新聞。

　

中國人之間的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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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值得我們擔憂的還是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內耗。若為追逐富強而深陷「一、三、五」結構之中，更會加深這種內耗的聲能。

　五四運動以來，曾靠「救亡圖存」的共同意識，團結了無數海內外的知識菁英，和工農兵大眾為振興中華而效命。今天大陸官方高唱的愛國主義已成為空調的口號，既不能限制地方勢力的抬頭，又不能阻擋商業大潮的衝擊。台灣的政治神話（反共復國）也已解構。然而，中華民族已經覺醒了。中華民族的前途當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有密切的關係；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作為政治現實，並不能定義中華民族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價值取向。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要靠散布全球各地的中國人（華人）以及關切中國文化，但不必然和中國有血緣或婚姻關係，甚至不諳華語的國際人士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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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社會資本並開發精神資源，是促使覺醒的中華民族形成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的先決條件。

　社會資本，指人際關係中通過交流而創建的共識、公信和感情，要靠長期豐厚而頻繁的、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逐步累積，但是這種類似政治運作中的人情債，並不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因此也不涉及權術伎倆，而是一個有活力的社群必須擁有的，可以增進身心健康的關係網路。用傳統的辭彙說，就是一個有人情味的、溫暖的世界，才是社會資本充足的社群。相反的，一個冷酷無情的世界，即使經濟富裕，並不表示社會資本不貧脊。

　

豐富的精神資源

　

　精神資源固然是上層建築，但也是諸多滲透到社會每一層面，在各種行業、制度及生產工具中起積極作用的軟體結構。一個民族的素質要靠精神資源來陶冶。如果文藝活動的內容缺乏真善美（美學內涵）的昇華作用，而成人教育又不融攝歷史意識、社會良知和宗教情操的高遠理想，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穩定的政治環境，並不能直接導致深層的文化反思。可是落實具體情況或超越現實牽連的文化反思（由哲學批判、文學創作、美學欣賞或學術研究等所凝成的心智活動），雖然未必促進富國強兵，卻能豐富民族生命、加強民族認同。

　一個民族要累積深厚的社會資本，並擁有豐富的精神資源，才可能集結高度科學技術和建構全面民主政治。只有如此，方能適應比工業化社會更複雜、更多樣的信息化社會。

　中華民族的覺醒，是否意味著我們已想從「一、三、五」的心態轉進「七、九」的語境了呢？

　不盲目追撲富強的影子，植根自己的精神傳統，以不亢不卑的氣度，在世界文明體系中，釐定「己立立人」的位置，才是我們的自處之道。（作者為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及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