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與地方　雙贏才能發展

　事實上，在跨國企業中，集團的作用是要能發揮綜效，來支援各子公司發展得更成功。例如集團的研發能力、科技專業、運籌管理或財務能力，中央都有專門的人才能夠支援地方。

　每個地方都是打仗的前線，位於中央，對內當然不需要再展現我的權力，反而對外必須展現權力。例如面對競爭者，母公司所有的專利傘，就可以降低子公司在技術取得上的成本，集團的綜效才出現。

　其他如人力資源上的支援，母公司隨時可以找到專業人員去支援子公司的發展，你的業績好，我就成功了。這就是一個win-win approach（雙贏模式）。

　台灣的中央和地方，也應該是這種發展模式。如果國家發展不成功，再多的權也沒有用；國家發展得成功，即使不強調權力，你倆的權還是都很大，這是一個基本觀念。可惜我們還停留在一個很老的政治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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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就是個相反的例子。荷蘭在八○年代遇到跟台灣同樣的問題：政黨間的鬥爭很厲害，大家都在搶政治權力。左派站在工會那邊，拚命爭取薪水要提高、福利要好；保守黨則認為現在經濟已經一塌糊塗，工資已經太貴、工時不能再縮短了等，把整個國家經濟搞得很慘，就是所謂「荷蘭病」的階段。

　現任總理則把三方政治勢力（工會、右派、左派）都找去，坐在一起談，結果是薪水兩、三年都不要再增加了，因為荷蘭薪資已經太貴了。工時則稍微縮短一點，以增加所有人的就業機會；讓年紀大的人先退休，年輕人有機會去工作。然後把省下的錢做教育訓練，讓所有人都能適任自己的工作。另外實施部份工時制，讓在家裡的女性也能夠加入工作市場，這都是架構性的改變。把制度建立起來之後，荷蘭在九十年代的發展就不得了。

收稅不光為收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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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轉換：從權力鬥爭 改成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思考如何把國家給弄起來。台灣的問題就出在都是從權力鬥爭著眼，嘴巴上大家都講愛台灣，但是行動卻完全沒有跟上。

　荷蘭各級政府預算分配是制度規定的，哪些錢屬中央、哪些屬於地方是依事先設計好的架構進行。設計的概念則是看哪個稅能夠讓地方轉得起來，這方面的稅收就歸地方徵收。用意不是只為叫他去收稅，而是某種工作在地方做得愈好，這種稅就會愈多，稅愈多，你可以做得更多，導入一個正向循環。

　目前因為稅收都是中央收去，地方就沒意願想辦法讓在這個地方的投資、或這地方的事業單位很成功，因為對它沒有什麼好處。相反的他反而帶了一大堆人來抗爭，因為他想要分得一些好處。分得的好處是要從企業身上去割一塊來分，而不是說幫忙企業，讓企業做成功了之後，就可以得到好處，這不是雙贏模式，而是你死我活。我要在你身上割一塊，我才有好處，你不給我割的話，我就要阻擋你，我讓你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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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灣工業發展到後來就變得很畸形，很多圍廠、抗爭。即使企業沒有違反政府法令，但是因為鄉民想得到一些好處，中央政府又不出來講話，只是叫企業要去做「敦親睦鄰」，所以很多無法預期的成本就這樣發生了。對企業來說，當初它在申請設廠、投資審核時，這些成本都沒有考慮進去。等到投審會同意了，股東也同意投資了，這種不可預計的成本是很可怕的，造成大家對投資環境有很多猶疑。　

　（作者為前飛利浦全球電子組件事業群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