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油價在無預警下漲了一成。四月六日，中油高雄煉油總廠丁二烯工廠大火，損失五千萬、至少停工一個月，估計產業損失約三十億。
台電電價調高一成六，而核二廠驚傳反應爐基礎的錨定螺栓斷裂八支，此為世界首例，抗震系數降低，嚴重危及運轉安全。
不斷出現的工安事故，反應出中油、台電管理不善，成本不斷上升，造成虧損，漲價不但不能解決國營事業的管理不當，反而像是在鼓勵中油、台電主管繼續做壞下去，形成一再漲價的惡性循環。
雖然，數字上看起來台灣的油電價格偏低，但從國人GDP一萬九千多元；但以國際物價為比較基礎的GDP購買力平價（PPP）則是三萬七千九百元，換言之，台灣的一塊錢有兩塊錢的購買力。
油價漲到三十五元，對人民來說，其實是七十元的感受，被剝奪感也放大了。台灣長期薪水、物價都被政策壓低，現在忽然放手油電導致基本物價上漲，其他物價必將飆漲更多。若未相對調整工資結構，人民將更痛苦。
近日，馬英九總統帶頭喊出「能源價格上漲，可以節能減碳」，若真是如此，就應該進一步提出「漲價後，每年可以減多少碳」、「發展多少綠能」。若主張的是「碳減稅」，能源價格上漲，符合使用者付費、污染者付費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機制；國家把稅基中「勤勞所得稅收」，如所得稅、交易稅、娛樂稅、證交稅、證所稅等稅項一率減免，改為高徵收能源稅或碳稅，這才是「碳減稅」的目的。
「碳減稅」之後，能源價格上漲，但人民相對可支配的所得變多了，如果可以減少污染、減少使用能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碳排放量有直接關連，現已可量化計算）就能少繳稅。讓稅制，成為環保與經濟並重的誘因機制，從生產者到消費者，都會改變。
對「不好」的行為（污染、浪費）增加稅收；減輕或取消「好」行為（工作、藝文等）的稅收，自會讓人民選擇既環保又經濟的消費方式。但能源稅的方向，是一條知易行難的路，若要啟動，需要精密審慎的規劃與溝通。
十五年前，筆者和已故廣告人孫大偉，做了個「天理何在」的廣告。主要訴求是：我們的垃圾費應隨水費徵收。
水，是生活必需品和垃圾多少無關，使用免洗餐具的人不用水，但製造最多的垃圾；重複使用的餐具又貴又要用水洗，還是要繳垃圾費。這個運動，促成台北市議會刪除水費附加垃圾費的預算，進而推動馬英九擔任市長任內的「垃圾費隨袋徵收」。台北市垃圾量立刻減少三分之一，回收量增加一倍。
五年前，台北市的三座垃圾焚化爐，只要一座就夠了。後來，一起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的市議員鄧家基，到當時的台北縣當環保局長，也將這套制度引入，結果垃圾量大減、資源回收增加。
垃圾費隨袋徵收，是馬總統台北市長任內最顯著的政績。十二年來，也證明這是個成功的制度。其實「碳減稅」也是一樣的道理，都是一種平衡機制。
馬總統若要建立歷史定位，應該仔細研究分析此一問題，而這是條台灣經濟、社會、產業「轉大人」之路，而不是陷入每天和人民討價還價的口水中。（作者為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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