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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個人改寫共產主義

離北京一千公里遠,安徽偏僻小村中,農民變身旅遊業者,還懂得經營品牌。 你以為的中國貧窮鄉土已悄然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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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蚌埠。

灰灰的天,黃黃的水,淮河像條黃色大蟲,躲在霧裡,緩緩淌動。六十三年前,共軍渡淮,直逼長江,那場判定國共最終勝負的徐蚌會戰,早被吞進歷史無邊的回憶裡。

蚌埠往南的公路,有如一間動線規劃奇差的房屋和汽車博物館,土坏房、瓦房、磚房、水泥房、玻璃帷幕房,沒有邏輯地散在兩旁。

三輪車、農用車、電動摩托車、公交車、私家車,亂撒在路上,好像某個小男孩玩膩了模型車,隨手一丟,不管了。

一小時車程,窗外的鄉野農村,是一幅三十年沒太大變化的布景。水泥路的盡頭,遠遠綠瓦牌樓,紅磚牆面提字:「鳳陽縣小崗村」。

六個字,隱藏一段扭轉中國三十年命運的故事。改革開放後,共產黨歷任總書記,在任上幾乎都要到這個距離北京權力核心一千公里遠的偏僻小村視察。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及亞太關係講座教授吳國光曾剖析,當中國百姓對於政府強制他們要遵守某種遊戲規則,感到極度不滿時,會採取行動,要求改變。

這種「民變」,裂解統治菁英的共識,出現了改革的可能,最終導致「民變促發官變」。

小崗村就是民變促發官變的最佳說明。

十八個人「民變」,無意間推翻共產制度,掀起中國改革開放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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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冬夜,小崗生產隊十八個農民,聚集在村內破茅草房,簽訂祕密協議,全體按下紅手印,承諾「坐牢殺頭也甘心」。

當晚,他們把原屬於國家的田、牛和農具,按人頭分到每家每戶,大膽實施「大包幹」私有家庭經濟,除了上繳部份糧食給公家,其餘所剩全歸私人所有。(見一八七頁)

一年後,小崗村糧食總產量成長四倍,人均收入也從人民幣二十二元增加到四百元。消息傳開,其他生產隊紛起效尤,大包幹在中國各地迅速蔓延。

十八個農民吹起改革號角

改革第一聲槍響後四年,中共中央終於發文,肯定骨子裡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大包幹制。

以《中國農民調查》轟動海內外的農民作家陳桂棣和春桃分析,小崗村導致烏托邦式的人民公社徹底瓦解,催迫中國農村大變革,浪潮又推進城市,最終改變十三億人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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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不吃飯,什麼都敢做,鳳陽人膽大,窮則死變,」三十三年前在「生死狀」上按下紅手印的關友江,今年夏天當選小崗村村委會主任。

他從沒想過,自己當初窮大膽的衝動,竟然推倒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第一張骨牌。

關友江的三個十年,中國翻天覆地變了樣。他的小崗農村生活,是時代大翻轉的縮影。

關友江從種地賣菜,慢慢看著政策風向,改做觀光旅遊。三年前,他拆掉舊瓦房,蓋起樓房,轉型做土菜館,專門賣小崗特色農民菜。

一進關家大院,迎面一張大看板壓滿整片牆,描述的是胡錦濤三年前到他家「調研」(調查研究),詢問農村生活現況。

對小崗農民來說,溫飽已不成問題。小崗農民人均年收入將近七千元人民幣,比其他四億多農民還高。

要真比較起來,最大的遺憾,是他們先起跑,奔富長跑跑了三十年,和城市的差距,卻愈拉愈遠,收入還不到上海市民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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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小崗城滿地泥濘。

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村,安靜得只聽到涮涮而下的雨聲。

農民下半身浸入池塘挖蓮藕。停在路旁的拖拉機,傳來台灣歌手周華健豪邁高歌的《朋友》。農民邊採藕、邊跟著唱,還悠然揮手,笑對《天下》攝影記者擺pose。

表面上,中國驚人的改變速度,走到農村,似乎瞬間急踩煞車,失了速度。實際裡,中國農村的內涵已經不一樣了,不再是落後貧窮的專有代名詞。

安徽合肥。影響台灣命運深遠的李鴻章與劉銘傳的故鄉。

黝黑精瘦的農民工,背著大布包蹲在合肥火車站站前廣場,有的要出門,有的要回家。

安徽是中國第六大產糧大省,也是第四大勞動力輸出大省,超過一千萬安徽人在外打工,佔總人口六分之一。

農村生活改善,安徽民工出現返鄉潮,已有七十萬民工回鄉創業。農村經濟由第一產業轉向第三產業,是民工逆流回鄉的最大吸引力。

五加二,白加黑,夜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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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近郊,被南淝河和巢河環抱的包河區大圩鎮,正是葡萄成熟時。

三十五歲的大圩鎮長錢江,專校法律系畢業後回鄉當村官,從基層開始做起,現在管理十一個村。

錢江觀察,過去五年是中國農村變化最劇烈的階段,農業轉型為觀光服務業。大圩位在省會合肥郊區,選擇發展都市農業,做鄉村旅遊,投資一億多人民幣,打造四萬畝休閒觀光果園、菜園。

大圩鎮轉攻第三產業後,農民生活改頭換面,去年平均收入寫下九千元人民幣的歷史紀錄,年均成長將近一七%。
「農民變成旅遊從業者,你說,這改變不大嗎?」錢江說。

每到週休假期,幾千輛車子湧入大圩農莊。他身為鎮長,也要下來幫忙指揮交通,工作忙到「五加二,白加黑,夜總會。」(每週工作七天,白天晚上加班,夜裡總是在開會。)

午後涼風颯爽,葡萄藤下的巨峰葡萄,迎著陽光閃閃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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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歲的農婦賀之梅,坐在小矮凳上拔毛豆。賀之梅說,她的巨峰葡萄不上市場賣,只供遊客採摘。兩畝葡萄園,每年有兩萬元人民幣收入,足夠讓十七歲的兒子念書上大學。

葡萄一年收成一次,其他時間種白菜,春天還能替其他農戶幹活,一年總所得將近三萬元人民幣。「勤勞一點還可以掙更多,以前勤勞還不一定掙得到錢。人是累一點,可生活又好一點,」賀之梅說話有濃濃的合肥腔,手裡的農活沒有停過。

人稱「阿慶嫂」的吳大珍,是大圩鎮上最有名的成功轉型農戶。

吳大珍有一雙活靈的大眼睛。原本種稻、種油菜,年收入兩三千元人民幣,只能維持基本生活。

她在農地上挖了一塊水塘養鴨。五年前鎮上推廣鄉村旅遊,她抓住機遇,把鴨篷改建為農莊,池塘裡混養魚鴨,提供城市人週末釣魚、吃飯。

吳大珍生意愈做愈大,還自掏腰包到成都學習旅遊服務業,學會經營品牌。

餐廳的紙巾和餐盤,都印上自己的人像。吳大珍不過四十一歲,年收入就超過百萬,還雇了家鄉二十幾個農民當員工。

「不知道怎麼講起,就是天和地的差別吧!」速度改變了她的人生,也改變了她熟悉的鄉土。

在大圩,像阿慶嫂這樣做農家樂的農戶,有一百多家,規模有大有小,但乘著速度翅膀翻身的故事,幾乎如出一轍。

開放列車轟轟開進農村,田裡拿鋤頭的,一轉身變成門口招呼客人的老闆。

「跳出農門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夢想,哪想得到,農業有一天會變成朝陽產業?」錢江不無感嘆,他家世代務農,到今天還留著兩畝地種稻種菜。

農村,已不再是魯迅筆下陳腐不變的鄉土中國。台灣是推動中國農村改變的力量之一。

合肥市城鄉統籌辦副主任胡成玉直言,中國農業官員花功夫研究台灣農業政策,組團參訪台灣農村。台灣的精緻農業對中國啟發尤其大。

他們借鑑台灣農村再生計劃,推出一村一品、一鄉一業政策,鼓勵農村產業差異化競爭。

合肥近郊農村也仿效台灣,實施垃圾不落地。農村生活廢水,也先透過系統到三個生態處理池,最後再排到水溝,避免污染水源。

鳳陽縣府城鎮四灣村,一望無際的綠,其中有三十多顆台灣企業大成食品的種子。

中國農村,Taiwan Inside

張敬志從雞舍裡走出來,五歲兒子立刻衝上前抱住他,後腦勺的小辮子晃啊晃(鳳陽鄉下習俗,小男孩出生後留小辮,滿六歲才剪掉)。

大成食品為張敬志的年輕人生,重新開啟一扇窗。

幾年前,張敬志把家裡的田租給別人種,隻身到上海打工。大都市討生活不易,每個月人民幣三千多元工資,花去一大半,存不了什麼錢。

他一年多前返鄉創業,在網路上看到大成徵求契作養雞戶的廣告。

花了幾個月了解,才知道台灣技術先進,小雞長大只要四十多天,一年可以「收成」六次。「沒見過冒這麼快的雞」,決定棄耕種、改畜牧。

他拿出二十萬人民幣積蓄蓋雞篷,一年內,投資全數回收。

養一萬隻雞,可以收成三萬多斤雞肉,以一斤十元人民幣的價格賣回給大成,一年就有人民幣三十幾萬元的收入,比打工好太多。

「在上海,永遠是替老闆打工,現在自己做,至少也是個小老闆,」三十二歲的張敬志,和太太、兩個小孩,全擠在雞舍旁臨時搭建的十坪大泥房裡。客廳除了堆放幾十包飼料,空無他物。

他笑著抱怨,二十四小時心思都在雞上,天亮加水、加飼料,半夜還要起來看,哪兒都不能去。最大的享受,是屋外裝了一根大天線,每天可以看到台灣電視。

他的夢想?

「發展壯大,一步步做大,」張敬志養雞有了信心,家裡有十畝地,未來還要蓋第二座、第三座雞篷。

大成在鳳陽的農民服務站,定期訪視當地三十幾家契作農戶,為張敬志解答各種疑難雜症。

小崗村的冬夜,讓八億中國農民看到改變的曙光。三十年過了,黎明還沒有走到中國所有農村。但是,希望的日初,正慢慢慢慢爬向中國黑暗深處。   

大包幹

正式的名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農戶承包國家所有的土地,自主經營。按規定繳交費用給公家後,所剩的產品和收入,全由承包的農民自行處理,也可以自由買賣。

在這種私有經濟制度下,農民付出愈多,所得也愈多。在大包幹之前,中國農村實施人民公社,所有的農民隸屬於生產隊,土地為國家所有。所有的生產、分配、食衣住行都由政府集體統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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