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向左走

四十八歲的崔之元，濃密的頭髮已經花白，反倒很有學者氣質。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拿到政治學博士後，他曾任教麻省理工學院。談起重慶經驗，更是引經據典。他認為，國資增值的概念，符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德（James Meade）所提出的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因為國有企業的收益是上繳政府，形成第三財政收入，使政府有能力普遍降低民營企業以及個人的稅率。

就拿重慶民企「鄉村基」為例，按照西部大開發的產業條例，在西部十二個省市裡，被鼓勵的產業，能適用一五％的優惠稅率。但只有重慶，有財政能力將這條例放大，一體適用在各個行業，包括「鄉村基」這家西式快餐連鎖店。

實現共同富裕的探索

如果說一九八○年代的深圳，一九九○年代的上海，是中國不同階段改革開放的象徵，那「二○○○年開始，重慶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先行者，」崔之元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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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面臨的挑戰，就是從過去由投資及出口拉動經濟發展的方式，轉變為以內需消費刺激經濟成長。「這必須要實現共同富裕，就是重慶的探索，」他說。

重慶是中國行政轄區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三千三百萬的人口中，有高達七○％是農村人口。根據統計，城市居民的消費能力，是農村的六倍，在共同富裕的大帽子下，重慶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將農村人口城市化，才能更進一步推升內需消費潛力。

去年八月十五日開始，重慶率先進行戶籍改革。崔之元強調，將農民變成城市戶口，不是只給一張紙，還包括子女就學、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社會保障，都要和城市居民一樣。關鍵又回到國資增值，讓政府有餘力負擔。

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二三○萬個在城市工作五年以上的農民工，取得城市戶口，規模為全國最大。

重慶市更從去年開始，三年內要興建四千萬平方米的公租房，解決農民工進城後的住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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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到重慶考察。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也趕到，對著吳邦國說，他之所以選擇重慶設廠，原因之一就是重慶有龐大的公租房，提供農民工居住，他們不用住在工廠的宿舍裡。讓企業不需扮演社會的角色。

登上洪崖洞十一樓，向前看是大江，向後轉，是條以辛亥革命領袖人物楊蒼白為名的「蒼白路」。在楊蒼白擔任四川省長期間，曾說服國父孫中山考慮將國會遷往重慶。

實踐三民主義的紅土地

崔之元從重慶、楊蒼白、孫中山三者的關係，間接引述了孫中山，「重慶的地票制度，更大的實現了孫中山的漲價歸公，」崔之元說。

孫中山《建國方略》裡的實業計劃，或許是中國近年來各項鐵路、公路、港口等重大建設工程的範本。這次，重慶端出《三民主義》裡的民生主義，為自已的施政方向加持。

重慶有個全中國唯一的土地交易所，進行地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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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票，只是一個權利，概念類似碳交易（emission trading），就像已開發國家到低度開發國家，購買排放二氧化碳的權利一樣。

地票交易，就是指在農民得到城市戶口之後，可以將原本家裡的宅基地（房舍）復耕成農田，這農田的承包權仍是農民的，但可以將這「地票」（權利）送進交易所內，賣給想在城裡開發土地的開發商。

一方面，開發商必須去買「地票」，才能換取競標城市土地使用權的權利。透過競標土地，將土地增值的收益，收到政府口袋。另一方面，將農村建設用地復耕為農田，就能在不斷加快城市化建設的同時，仍維持中國十八億畝耕地下限的規模。

但愈引起話題，重慶模式的批評聲浪及負面效應，也一波波襲來。

「在反對派看來，重慶模式實際上，要徹底否定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目的是要回歸到文革前計劃經濟的新社會，」由明鏡出版的《薄熙來破局》一書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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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模式最引起爭議的，非「唱紅打黑」莫屬。

最為重慶人樂道的打黑案，就是追捕前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的過程，而文強最終被處以死刑。

「薄熙來打黑打得太好了，但唱紅歌，有點太左了，」從重慶到中國各地，許多人談到打著重建傳統價值體系的「唱紅歌」，都不太以為然。

打開電視，重慶衛視正好播出重慶某醫院全員唱紅歌的畫面。穿著粉紅色制服，頭戴護士帽的護士，和穿著白袍的醫生，排排站在階梯上，慷慨激昂、面紅耳赤地唱著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歌曲。但台下，重慶衛視的員工個個卻都綠了臉。

今年初，重慶衛視成為全國第一個省級紅色頻道，不再播放商業廣告。而且晚間的黃金時段，也不再播出電視劇，而改播自製的紅色文化節目。

這改變，使重慶衛視的收視率狂瀉，從過去一度排到省級衛視第三名的成績，掉到三十四名。重慶衛視廣告中心已裁員二○％，重慶廣電集團員工，也集體下調工資。

究竟，重慶經驗能否成為中國模式轉變的先行者？或者隨著薄熙來離開重慶，就煙消雲散？

很快，明年就會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