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是「大到不能倒」的公司綁架了各國政府。而歐債危機則是歐豬五國綁架了歐元區，美債危機則是更大更不能倒的美國綁架了全球。這種綁架來綁架去的遊戲今後不知將伊於胡底？
由美債歐債危機，就讓人想到當代經濟最大的迷失。古典經濟學著重均衡和紀律，當景氣不佳或國家有事，當然可以舉債，但若情況改善，就應把債務還掉。但這種財政紀律觀，在過去美元獨強的時代已被徹底顯露。美國以其獨大而且是最大購買者的身分，景氣差時舉債，景氣好時也同樣舉債，而且它以其國力，也從不必擔心將它的貿易順差國變為公債購買國。
這也就是說，美國的不斷調高舉債上限在現實上是可運作的，當一種體制是可運作的，當看起來就不成其為問題，美國經濟學界及經濟行政圈，很少關心財政赤字問題，就是美國的赤字及債務看起來是可以運作的，既然運作得動，它就不是問題，何必杞人憂天。
增債又減稅 擴貧富差距
美國無止境的提高舉債上限，除了綁架全球外，其實真正嚴重的乃是它綁架了美國的賦稅正義。美國兩黨都不必擔心赤字問題，於是景氣差時舉債，景氣好時也舉債，債多儼然已成政府稅入的一部份，既然債可以代替一部份稅，於是右派遂有了動輒減富人稅的理由。
一個國家的集稅權乃是根本，量能課稅也是賦稅正義的支柱，但美國已把這種集稅權污名化，動輒主張富人減稅。美國的這種賦稅觀隨著美國思想的影響到全球。許多國家都一方面在提高舉債上限，但同時又在替富人大開減稅之門，這當然是一種矛盾，原因乃是美國的運作早已把債變成了某種形式的稅，就因為這種淆亂，最基本的賦稅正義遂告失去。
美國政學兩界在這個問題上充斥著各種謬說，諸如什麼今天稅減得多，明天的稅才會增得多；今天花得多，明天才會花得少，就是最典型的兩種。美國這種扭曲的賦稅觀，其實也影響到了台灣，一方面在增債，另方面卻又減稅，一來一往間失去的是賦稅的公平，也擴大了貧富的差距。
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學界已在反省當代經濟理論。克魯曼甚至說，「當今的總體經濟理論，要不是沒用，就是有害」這樣的重話，而最有害應當就是債和稅這兩個範疇。這兩個領域，以債為中心，扭曲了太多經濟學裡的價值判斷標準。
一個國家對全世界應盡到什麼義務，一個國家對自己的社會必須扮演什麼最低限的角色，政府對集稅權是否已需重新定義，不容再用債當作某種程度的稅。經濟上的許多基本概念，都該重做反省了。
（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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