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與民意從來即關係緊張，特別是在性侵、猥褻、鹹豬手這種類型的案件上，一旦受害者是童女童男或未成年的男女學生，任何爭議都會引發民眾激烈的反應。
最近有部日片《鹹豬手事件簿》，它以一個日本青年的遭遇，討論鹹豬手這種類型案件所扭曲的司法文化。
由於鹹豬手案件乃是社會觀感不佳的案件，法院為了自我保護，九八％的案例都會被判有罪，不判有罪的法官反而會被認為是在惹麻煩。
法官在面對這種案子時普遍不敢判無罪，乃是這種案件，深陷在一種政治正確的司法文化中，判決有罪才是正確的決定，判決無罪則無疑是惹火上身。這部影片能將這種案件的司法自我扭曲提示出來，對日本的司法界和一般民眾，實在是上了寶貴的一課。
同樣的案子在美國也有一起，一九八○年代初，學童的性侵猥褻問題進了時間表，有人做調查，認為幼童的性虐待比例高達一．三％，換算起來是一百六十萬人，難怪當時這種案件暴增，每起都招致大眾及媒體歇斯底里的反應，當時美國加州曼哈頓海灘有所「麥克馬汀幼稚園」，被家長檢舉學童被褓母及管理員性侵猥褻，鬧成全國性的大新聞。
有些所謂的「記憶恢復專家」也出來插花，他們宣稱兒童碰到這種事，都會選擇遺忘，因而他們記不起來，當然也不會說，只有設法恢復他們的記憶，於是這些記憶恢復專家遂大舉介入。但此案纏訟七年，卻愈來愈發現它其實是場鬧劇。
兒童很容易接受暗示，他們指控性侵猥褻，大人暗示的成份多，所謂恢復記憶，不過是專家透過種種暗示使他們產生被教導出來的假記憶。此案的作證愈來愈荒唐離譜，案審不下去，最後被撤銷。美國畢竟是個司法進步的社會，它能實事求是，根據嚴格的知識求真的態度，將此事撤銷。此案和其他類似的案件，也促使美國心理學界對記憶問題多了理解。美國並未將這種內視簡化成民意的道德十字軍問題，而是這種案子達成知識及法律上的向前進了一步。
由日本及美國的性侵猥褻及鹹豬手案，這種司法和民意糾纏的問題，日本將它提高到司法文化層次，美國則深入到心理學記憶理論的層次，但台灣的性侵案卻演變成民意掛帥的「恐龍法官」和「恐龍大法官」。足見我們社會真的和日本、美國極為不同。
此案當時由有罪改判無罪，不管人們喜不喜歡，但相信它一定可以延伸出許多重大問題的深入討論。但台灣民意當道，一個「恐龍法官」的帽子就將此案簡單的概括過去，最後又出了個「恐龍總統」在選票至上的考慮下，讓此案扭曲的更加嚴重。台灣司法及政治的脆弱性充分顯露！（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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