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大西進的試飛起點

　不到重慶，不會知道，「大後方」已成為眾人齊聚的大城市。
　重慶的白天有熱鬧的投資人聚集。五百強企業有一六一家在這設點；宏碁創辦人施振榮的智基創投舉辦創投投資者大會，九月底選在重慶舉行；十月底，美國趨勢專家奈斯比夫婦，到重慶打新書。
　重慶的夜晚則看出地產與消費狂潮。嘉陵江畔的洪崖洞燈火漫漫，火鍋店前人潮擁擠；從剛建造完成的協信公館，一平米兩萬元人民幣的高樓望下，星星點點，就像站在香港的太平山。
　這棟樓才開盤，有四成是外地人下的單，上海、溫州、台灣人，藝人王菲李亞鵬夫婦也買了一戶。
　四年前，被福特總公司從台灣派至重慶，擔任福特與長安集團合資汽車廠長安福特馬自達總裁的沈英銓，下飛機時，因為找不到適合的住宅，住了八個月的洲際酒店。廠房旁原本是荒土一片，四年來，地產商紛沓而至，拔地而起蓋著高樓與別墅。
　估計，重慶高樓層建築在六層以上的，超過六千八百棟。
　而二○○○年重慶的ＧＤＰ才一千億多一點，今年重慶可以達到七千八百億人民幣，十年漲了六倍。
　很多人不清楚，過去一年火熱的重慶為何能在短短十年間蛻變？而這蛻變背後有什麼曲折故事？
與天搏鬥 開山造路

　重慶其實是走一個「先逆後進」的市場法則，透過政特特殊扶持長大茁壯後，再與市場競爭的道路。
　詩人李白說，蜀（四川）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重慶人說「渝」（重慶）的環境更難。
　嘉陵江與長江交會的重慶市，市內平均海拔四百米，地勢高低起落有致，以往江南與江北之間總要坐渡輪或登山纜車，交通極度不便。
　這種地形帶來的發展艱困是很難想像的。在這裡打造一公里高速公路的成本要八千萬人民幣，上海只要三千萬；曾經待過上海市經辦的重慶市長黃奇帆接受專訪時說，「不是重慶人笨蛋，而是我們一百公里高速公路有六十公里是隧道或橋樑，都打洞，成本就高。」
　但十年間，重慶仍讓高速公路從一百公里增為兩千公里；鐵路從五百公里增加到一千五百公里。
　愚公移山還不只是造橋鋪路。
　還有它建立了一套由內陸出去的物流系統。
　重慶位在中國的中心，被五個省份緊緊包圍，距離東部沿海兩千公里，但過去幾個月，它卻快速打通一條到歐洲的鐵路線，改變它物流的侷限。
　十一月開始，貼上惠普品牌、由鴻海、廣達、英業達代工的筆電，將坐上從重慶出發的火車，穿過中國中部、穿越四千公里的新疆、四千公里的哈薩克，再經一千公里到俄羅斯的莫斯科，最後到達荷蘭鹿特丹，走完這趟歐亞大陸橋的南線約十二到十三天，將比傳統從沿海城市所走的歐亞大陸橋北線（穿越一萬公里的俄羅斯到歐洲）還快上十天。
　如果順利，兩年後，全球三點多億台的筆電，有四分之一將可能由這裡輸送到歐洲。
創新定位 窮地翻身

　做為曾經的大後方，重慶有豐富的重工業製造經驗，也有輻射西南與西北區域的重要位置；但有一段時間，重慶苦尋突破點。
　一九九七年重慶被劃為中國直轄市，卻是四個直轄市中最辛苦的：三千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農民，市內的四十一個縣區中，有十七個被中央列為貧困縣，還擔負遷徙三峽上游的百萬移民的責任。重慶等於是貧窮大西部的縮影。
　重慶大學貿易與行政學院教授曾國平形容，重慶的角色就像是排球隊裡的二傳手，「雖然個子矮，但重慶市像二傳手把東西弄過來，再把經驗傳到西部去，搞好了，對偏遠窮困的地區更有貢獻。」
　但這幾年間，重慶似乎找到方法，有了轉機。
　石油危機、能源昂貴，使得中國內陸到歐洲及南亞的運輸詭異地出現比沿海有利的競爭優勢；而金融危機的出現也讓中國與全球重新看見經營內需市場的重要。
　重慶於是重新定位，把過去從事重工業生產的山城轉型為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基地，以及長江上游的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
　○七年底薄熙來上任重慶市委書記，與市長黃奇帆，一個造夢，一個執行，兩人改革與改造重慶，配合無間。
　薄熙來很懂得透過正面宣傳造「勢」與集「氣」；他提出「五個重慶」（宜居、暢通、森林、平安、健康重慶），同時提出開放政策。
　薄熙來在大連種草，來到重慶看到灰濛濛的一片，又破又擠像個大農村，於是他拆舊屋並同時要求建築要綠化四五％；重慶一年間種的樹是過去十年的總量；他在大連推動騎馬巡邏的女警，在重慶，也可以看到穿著馬術服、溜著輪鞋的漂亮特勤女警巡邏隊。
　黃奇帆則務實實踐重慶的定位。
　重慶對外開放面對最大的問題是物流成本。
　過去中國的內陸，加工貿易的量幾乎是零，而沿海的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原材料、零組件在外，產品做好後的銷售在外。
降低物流成本 面向世界

　重慶無法要商人花費兩千公里的物流成本，於是採取「一體化產業鏈」，例如，以「一＋三＋一百」的方式，透過用一家惠普品牌帶動三家主要代工廠鴻海、廣達、英業達，以及百家周圍的零組件廠進駐。
　定下發展的產業、設計產業運行模式後，重慶向中央申請保稅港區，減少企業物流的成本。
　這有點像經濟學裡的「嬰兒產業的保護」（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的理論，先扶持產業／城市，後開放，然後等它壯大，長出競爭力。
　過去二十年，十五個保稅港區全在沿海，但重慶今年就爭取到兩個保稅港。貨物一次性運到重慶後，放在港區裡暫時不用交稅，「就像個保稅倉庫，可以放在這裡不用交稅，何時想用再交稅，這對大宗物資是很可觀的，」重慶兩江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李新明解釋。
　不只是面向中亞，重慶另一個火車頭——汽車與摩托車產業也已進入南亞；重慶一年汽車產量近四百萬輛、摩托車八百萬輛。從重慶起家的長安汽車集團也已把車子向越南、柬埔寨整車出口。
　世界是平的而產生全球分工概念，但重慶卻逆勢以租稅優惠與行政支持，招徠一整個產業鏈，放在重慶，整機出口到歐洲與東南亞市場。
　政策的補貼使重慶有賺外銷貿易財的機會，但務實角度來看，重慶最大的亮點還是強大的內需。
　「中國不會像過去三十年那樣靠外需拉動，應該是內需為主，外需為輔，雙管齊下拉動，但這拉動應該逐漸形成三七開（指三成外銷七成內需），」黃奇帆評估。
內需亮點 活絡中小企業

　重慶市消費力道大，中小企業活力旺盛，這個趨勢從九月底才在紐約證交所上市、被喻為中國麥當勞的「鄉村基」可以探知一二。
　鄉村基是重慶中小企業成功的代表，第一個上市的中式快餐連鎖企業。發展十四年，因為掌握中國人的口味而在重慶市佔率大幅領先西式快餐的肯德基與麥當勞。一客單價約十三元人民幣的快餐，去年創造約六億人民幣營收。
　鄉村基董事長李紅明顯感受到重慶生活節奏的改變，大量外食人口出現，「大概變化就這兩年吧，以前是本地人口，但現在有很多大學生、外地經商的人也來吃了；」重慶市向周圍輻射的成都、武漢、長沙、西安正好是鄉村基主要開發的地點。
　重慶的中小企業甚至漸漸形成一種「渝商文化」，默默立足重慶，準備向沿海開展。這都象徵重慶城市化、現代化快速邁進。
　重慶這幾年鼓勵民企向外走出去。
　市政府大量引進創投、融資、小額信貸等金融業務，想打造不同於沿海的金融環境，扮演長江上游的金融重鎮。
　外資銀行湧進，而中國地方的招商、浦發等全國股份制銀行，以及哈爾濱、大連、青島、成都、廈門銀行（台灣富邦）也都進駐。
　重慶更建立了各式交易所，包括航運交易所（交易運力）、農畜產品交易所（生豬遠期交易），中藥材交易所、股份轉讓交易所等……；農畜產品交易所總裁代激揚說，重慶就是想建立各種金融的高效市場。
　在國家的政策與重慶市領導團隊的改造下，重慶人似乎找到一種新的開放精神與希望；不少人說，「重慶不再只有川菜和美女，還有渝人、渝商、重慶的精神。」
　重慶的內需肯定有十足潛力；但至於用國家力道創造的物流與園區，要成為進軍中亞與南亞的灘頭堡，最終仍得經市場考驗。而重慶模式是獨特的，很難開枝散葉到地形更劣的青海、甘肅。
　但二十一世紀的新重慶已找到定位，它的內需潛力與輻射力量無窮，將成為中國一個無法掩蓋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