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問題,剪不斷理還亂。從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的「寶馬會」,到美國眾院針對人民幣匯率操縱通過懲罰性提案,在在讓今年十一月的美國期中選舉,瀰漫濃濃的「中國味」。
人民幣匯率與美國貿易政策掛鉤,是齣短期無法下檔的連續劇。但無論如何發展,關鍵問題仍在於,人民幣匯率的升值,真能挽救衰頹中的美國經貿實力?
摩根士丹利的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便認為,人民幣匯率只是美國經濟失衡的代罪羔羊。他指出,美國的貿易赤字是一個結構性現象,並非單純的中美貿易順逆差而已,但現在美國的處理方式卻是把「多邊問題雙邊化」,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柯林頓時期的勞工部長,現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的賴克(Robert Reich)也持相同看法。賴克進一步認為,匯率問題不足掛齒,實際上,國民消費力的耗竭才是惡化美國經濟失衡的核心關鍵。
過去三十年來,美國中產階級的薪資始終處於停滯狀態,金融風暴不但惡化了這個問題,更讓中產階級隊伍大幅萎縮。美國人口普查局資料才剛公布,去年的所得差距創下新高,令人怵目驚心。
如果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不變,那麼要讓日子愈過愈苦的美國大眾戒掉廉價的「中國製造」消費品談何容易?
賴克給美國的替代療法,是設法扭轉過去那種贏者全拿的分配體系。但持平而論,這個建議也適用於中國為自己的匯率爭議解套。為了促進出口,維持競爭力,
壓低匯率始終是出口導向經濟體的政策性工具。但一刀兩刃的是,當政府以匯率低估來增強出口競爭力之際,卻也付出了壓低勞動成本與抑制內需消費的代價。
中國要擺脫世界工廠的貿易糾紛,朝向世界市場轉型,人民幣升值終究是難以避免的配套之一,而以城鄉所得分配的優化來活絡大眾消費則是更徹底的改革。
中、美各有各難念的經,但該上路的政策目標,彷彿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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