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大師安迪.沃荷曾經說,未來,每個人都將有機會成名十五分鐘。很長一段時間,楊順清懷疑,他的那十五分鐘,是不是早用完了。
二十三歲,大學剛畢業,他追隨老師楊德昌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人身兼六個工作:編劇、副導、演員、劇照拍攝、表演指導、美術陳設。每天只睡兩三個鐘頭,卻始終覺得氣力飽滿。
二十六歲,楊順清因為「牯」片拿到了金馬獎最佳編劇。得獎之後,卻遭遇台灣電影黑暗期的開始。電影市場全面開放,好萊塢影片排山倒海進駐,國片失去了主流市場與觀眾,電影工業迅速萎縮、衰敗。十幾年來,國片產製量從每年近百部,到一年不到十部。墜落得令人手足無措。
也就是這十年,少年得志的楊順清,多半處於「失業,或即將失業」的狀況下。
不是沒有想過放棄拍電影的夢想。他當過老師、拍過廣告、寫過漫畫劇本……,找一些可以維生的行當。只是電影的甜頭他嚐過,使得其他工作都味如嚼蠟。
很沮喪的時候,每天晚上睡不著,好不容易睡著了,卻希望自己就此一睡不醒。很怕見到明天的太陽,很怕又要決定怎麼打發無所事事的一天。很怕這一生,就這樣打發掉了。
楊德昌一杯咖啡 明日之路突然變得清晰
一直都有人問,為什麼一定要拍電影呢?睡不著的夜晚,看著鏽得發黑的金馬獎座,他也經常問自己。
一開始,電影只是少年餵養青春的養分。
重考才上建中的楊順清,不喜歡上課,每日窩在文藝氣息濃厚的建青社裡打混。同學引介他讀些似懂非懂的影評,帶他去「朝聖」當時影迷的聖地「影盧」,看那些來自遙遠的國度裡,各種奇怪的電影。去了,就離不開了。
只是聰明的文藝青年們,高三都「回歸本業」,回到教室裡拚聯考;楊順清卻還流連在影盧。安排自己看電影的「進度」。
他沒有參加聯考,很有自知之明地跑去念了獨立甄試的國立藝術學院(現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想走一條與電影更接近的路。
在那兒,他遇到楊德昌,當時新電影的大導演。一位上課會緊張得結結巴巴,總是跳躍性思考,讓學生滿頭霧水的老師。
楊德昌常帶學生們去喝咖啡、看電影。他的啟蒙,卻讓始終懵懵懂懂的楊順清,第一次有了清晰的人生志向。
跟楊德昌拍電影的經驗,讓楊順清認識到電影創作的理性。「工作人員的指揮調動、錢和資源的控制、創意的實踐……,都是理性管理。你要建構出一個可被相信的虛構世界。譬如說介紹一個公關小姐,你要讓她的頭髮、她的衣服,每一個細節都像公關小姐,你必須很理性地觀察、了解,找到可行的方法把它變出來。這是楊德昌給我最大的啟發,」楊順清說。
拍攝過程中不斷有人因為受不了導演的嚴苛要求,或離職,或翻臉,楊順清就一路把所有的工作接下來,做完。他感覺這一生,如果能以電影為業,那將是多麼令人滿足、值得回味的生命。
孩子來了 我要他覺得驕傲
三十五歲,他當了父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他清楚體悟到自己的責任。像是男孩一夕之間長大了。
「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成就的問題。做為一個父親,總不能每天在家裡閒晃。我要讓孩子為他父親感到驕傲,」楊順清說。
他不能再抱怨環境、抱怨政府、抱怨自己是被埋沒的天才。他要鼓起勇氣面對自己。
「走了十二年,我才發現自己並沒有很好的能力和準備,電影對我而言,一直還停留在『可能性』而已。這才是我真正的困境,」楊順清誠實地說。
從那一天開始,楊順清為自己設立創作的進度。沒有找到錢拍戲,就看書、寫劇本,一年至少要累積三個劇本。
他要為自己創造機會,而不是等待機會。
三年前,靠著和親朋好友的募資,籌了四百萬台幣,拍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扣扳機」。
「扣扳機」入圍了東京、釜山、溫哥華等國外影展,也幸運地拿到輔導金,解決了經濟上的負債壓力。讓他確認了自己可以用低成本執行創意的能力。
從寫劇本、籌備製作、拍攝、導演,到完成後參加國外影展,乃至發行,他必須「無役不與」。「那感覺就像一個寫書的人,要自己印,還要自己捧著書去書店求人家賣一樣,」楊順清形容獨立製片缺乏工業支撐的難度。
楊順清希望拍出深刻動人的電影,扎實地把故事講好。「扣扳機」的經驗,讓他看到自己需要學習「更具可看性」的拍攝技巧。今年六月,楊順清的新片「台北二一」,就是他在有限資源內,努力讓電影「好看」的嘗試。
去年底在金馬國際影展首映時,「台北二一」曾獲得觀眾票選為最佳國片。電影拍的是台北都會年輕人的愛情故事,故事裡不只是愛情,而是創作者對面臨失業壓力、不確定的未來的年輕人,樂觀的期許。
○.二%的機會 也要抓得牢牢
今年四月,楊順清受邀去新加坡擔任影展評審,回到台灣,在和電影系學生的對談中,他信心滿滿地鼓勵學生們,台灣的創意,絕對是亞洲國家最棒的。楊順清強調,雖然國片市佔率只有○.二%,但現在是進場的好時機,「只要我們夠努力,未來只會更好,不會更差。」
楊順清知道,事情其實沒有那麼簡單。但他更清楚,如果只是等待上帝給的那十五分鐘,等待「天時地利人和」的「恩賜」,那還有什麼好玩的呢?
一直還有人問,為什麼還要拍電影?只是楊順清現在很篤定,電影是他人生轉折點的救世主,也是他想留給孩子的生命禮物:「十年後,你還記得二○○三年的台北長什麼樣子嗎?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它留給一百年後的子子孫孫什麼樣的文化印象呢?那些東西不會是新聞,而是當年的創作者、當年的人怎麼看這個城市、這個環境。經過一百個、一千個人為這個時代、這個城市下註腳。要不然以後人家認識的台北,只有新聞報導上為選舉搖旗吶喊的畫面。而我想做的,就只是其中一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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