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乙峰，紀錄生命的容顏

他覺得很沉痛，台灣應該可以有更棒的氣質和文化，但是影像工作者可以做的是什麼？

吳乙峰覺得「全景」的創作應該回到人民的生活現場，不能像大媒體都是快速生產。他的工作哲學是要做影像的深度報導，在他的報導鏡頭中，呈現的是商業電視中看不到的常民生活與語言，他頑抗地不願與商業電視台妥協。在他的談話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受到商業主義壓迫的工作處境。

「大媒體都是剝削，」吳乙峰說他們花了幾百萬拍的片，控制通路的電視台卻只願意付幾萬塊播出費，他不能接受。而在提拍攝企劃時，有時電視台給他的價錢已經比別人高，但他還是虧錢在拍。因為電視台認為每一個人的價錢不能差太多，當吳乙峰說要求花長一點時間製作時，電視台回他，「你是不是瘋了？」

同樣的題目人家兩個月就可以做完，吳乙峰卻要花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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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支持，我自己來做可以吧，」吳乙峰不甘心地這樣決定。

記錄，全台灣的人與事

「全景」對記錄片有一種情感，不只吳乙峰，所有同事與家人都一樣，他們的生活水平不高，為了找錢，「全景」成員有的人就去拍廣告、工商簡介賺錢支撐團體，其他人就可以繼續燃燒做紀錄片的熱情。長期以來「全景」上下養成一種革命情感，不像一般公司有階級，這種關係外人很難理解。

「全景」認為，在台灣有很多很棒的人和故事，解嚴後又有更多題目可以拍，他們往往要花上一年多的時間記錄才算完整。因為年輕人對紀錄片產生了共鳴，「全景」也舉辦紀錄片訓練班，不少社會系、人類學系的學生也來學影像，在全台灣各地就有在地的種子訓練，很多人被感動後就加入全景聯誼會。

當時「全景」紀錄片拍攝的主題有女工、老兵、失智老人，也做社區議題。吳乙峰是一個台灣囝仔，也湊錢拍老兵回大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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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乙峰堅定地相信，紀錄片的拍攝和社會有很深的聯結，以致他的取材多數是弱勢的、中小階級的、或是對體制、國家機器有意見的。國際影展中很少看到DISCOVERY的類似作品，吳乙峰認為這種拍攝哲學只會美化，觀眾觀賞金字塔、老虎的生態，會感覺鯊魚很漂亮，但卻很難看到非洲族群鬥爭，或是愛滋病讓整個村子幾近滅亡的故事。

「因為太苦了，打開電視會看了很難過，」但吳乙峰說，紀錄片選擇不同的取向，紀錄片讓人們看到更多世界的問題，裡面有溫暖、有愛、有喜劇，什麼都有。

因為無法在電視螢幕上找到理想的播出平台，吳乙峰除了主張創作回到人民的生活現場，「創作品」也要回到人民的生活現場。他的意思是，鄉下老先生也應有權利享受新的知識。因而，舉凡廟口、教堂、學校禮堂、社區大樹下，都會有大學生幫忙到處宣傳，「歐里桑，歐巴桑，晚上有電影看，還送汽球，可以帶孫子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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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播的是「月亮的小孩」——談白化症的孩子，看完後導演吳乙峰與觀眾進行座談。一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看完後站起來說，「真夭壽，村子另一頭也有兩個白毛的，我從小就笑人家，明天我要去向他們道歉。」

五年，陪地震災民重生

「全景」後來轉型為基金會，吳乙峰與「全景」對紀錄片充滿熱情，那時本來準備做紀錄片同樂會，不料發生了九二一地震。當時吳乙峰在台北，眼看全台灣的關懷物資全部湧到中部，因為「全景」很多成員的家小都在台北，當大家還在考慮要不要下去時，已有人說，「你們若不下去，我先辭職，我自己下去。」於是，「全景」全員通過，大家嚴肅看待記錄九二一的決心。因為那不是一、二天，而是三、五年，大家要想好。

結果大家都點頭。

真的就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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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認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記錄」。基金會十二個人先去做田野，也有學生加進來，他們先是住在台中市的一個同事家裡，每天分組拍當時地震的場景，也做一些田野訪談，晚上就在同事家裡的地板、客廳，全部睡成一團。這幾年「全景」將基金會重心移到台中，並在台中租了兩棟房子，基金會整個搬到當地，台北只剩會計和助理。

地震發生後，全景開始向「全盟」、「九二一重建基金會」申請案子，可是還是無法維持，必須吃老本，整個下來還是虧錢。吳乙峰說，這七支片子，虧了差不多一千五百萬。

總計九二一的拍攝時間長達三年多，第四年開始剪接，一卷一個小時的帶子，全部共約三千卷。第五年房租貴，「全景」就退掉房子，回到台北繼續剪帶子，只剩兩個人在草屯租房子繼續工作。

發生在五年前的九二一地震是台灣痛苦的集體記憶，台灣每個人與這個地震都有連繫。但吳乙峰說，他們不是在拍地震，只是地震發揮了聚焦作用，讓他們有機會可以記錄與挖掘問題，並因此生產出吳乙峰的「生命」等共七部與九二一有關的紀錄片。

九二一的記錄，更令人感覺像是進入台灣的核心，看到人間的扭曲、貪婪與愛，也為生命找到出口與方向。

「這原本該是公共電視該做的事，吳乙峰卻跳下來做了，」有人感概吳乙峰與「全景」的執著而這麼說。

考驗，紀錄片搬上院線

吳乙峰二十年來在紀錄片中尋找台灣的生命與情感，在台灣逐漸百花齊放的紀錄片歲月中，吳乙峰堪稱先驅者，自然也對紀錄片的定義與面貌，產生關鍵影響力。

吳乙峰反對「上對下」式的報導者姿態，他強調與受訪者必須長時間建立信任平等關係，被拍攝者理應參與拍攝討論，拍攝者的情感與情緒也能被允許進入故事中。
　也因為吳乙峰總是以很長的時間去做記錄，也讓小

有機會以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故事，因此，他的作品總是片子長一點，節奏慢一點，也好像不是那麼費力在雕塑說故事的技巧。在這個講究包裝的年代裡，吳乙峰的哲學顯然不是當今影像用來吸引觀眾的慣用手法。

但，吳乙峰的作品卻真切反映第一代紀錄片工作者濃厚的社會關懷，他的作品必然有重要的核心理念，也讓人感覺到作者的誠懇，「生命」片中五封寄不出去的信，絕非是商業匠氣可能有的靈感。

今年正逢九二一地震五週年，吳乙峰要把「全景」拍攝的七部九二一紀錄片，從九月十八日起，在台北總統戲院播出三個星期，災區也將同步上映。吳乙峰強調，這七部片子，是在談生命與其他社會問題的體會，並不太談地震。

而且，吳乙峰的紀錄片第一次嘗試在院線中接受觀眾考驗，並與其他快節奏與高度娛樂價值的商業片齊觀。吳乙峰說，他希望看「蜘蛛人」的孩子，二十個人中可以有兩個來看看「生命」。

「只要他們走進來我就不怕，」吳乙峰以前在田野中找掌聲，現在他要求觀眾花一點錢買一張票，像看一場電影般，來支持國人自製的紀錄片。「故事主角在地震生活了四、五年，我們拍了三、四年，只要觀眾來看兩個多小時而已，不過份吧！」吳乙峰說得理直氣壯，內心卻萬分緊張，「沒人來看怎麼辦？」他決定九月十八日第一天播出時，要到災區與災民在一起，都會台北的觀眾反應則靠電話報憂或報喜。

但吳乙峰還是樂觀以對，因為「生命」拍完後，讓他的自我更加成熟，彷彿自己也獲得了治療。

吳乙峰談到他拍這個片子中最愉快的經驗是，有一次他將「生命」放給一群搞藝術的人欣賞，朋友同時帶了一個藍領階級的人來看，原來他是九二一地震台北「博士之家」的受害者。這個人看完片子後很感慨地說，當年自己決定活下來是對的，而且他會和這部片子的幾個故事主角一樣，好好過下去。

大男生眼淚流下來，緊握著吳乙峰的手。

「我多爽，」吳乙峰感性地安慰自己說，「這輩子拍片再辛苦，都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