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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與制度 挽救台灣競爭力

我們不應該假設有完美的領導者存在,必須建立一個可以迅速改正錯誤與恢復信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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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爭力對一個國家的繁榮與福祉,愈來愈重要。對台灣來說,加強法治基礎,是提升競爭力、晉身已開發經濟體之林的不二法門。

目前的國內政治、經濟現狀,很多很人都不滿意。政府高層因為貪污醜聞而正接受調查,削弱了政府推動改革的能力。行政部門與在野黨控制的立法院,仍然處在對立與空轉的狀態。

經濟面的表現,也不是很樂觀。從經濟衰退走向復甦的二○○一到二○○六年的六年間,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三.七%,在亞洲四小龍之中,敬陪末座。(南韓四.七%、香港四.五%、新加坡四.二%。)大家都在擔心,台灣是不是正在喪失維持繁榮所需的國際競爭力?

果真如此嗎?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去年排名第五,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新加坡第六、南韓第十七、香港第二十八)。

但是,台灣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排名中,卻大為遜色,為第十八名,僅領先中國大陸一名。雖然台灣在IMD的排名,仍然遠高於南韓的第三十八名,但卻遠遠落後第二名的香港與第三名的新加坡。

重點不在排名

WEF與IMD對台灣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差距如此之大,顯示出競爭力總排名的不確定性。其實,就像其他類似的成績排名一樣,我們參考全球競爭力排名的重點,不應該放在絕對的排名之上,而是要從中找出自己的優勢與弱點。更重要的是,要指出我們在加強優勢與改進弱點這兩方面,進步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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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個觀點而言,報告中的科技能力、公部門效能、公司治理等細項排名,其實比媒體所關注的總體排名,更值得大家的關注。

不論是哪個競爭力報告,台灣的強項是在科技與企業活力,而公部門的表現一直都是最弱的一環。譬如,在WEF的評比中,台灣的總排名名列前茅,但公部門的排名為第二十六名,遠遠落後於第四名的新加坡,也落後於第二十三名的香港。其次,我們也應該關注,由於台灣的政府與企業表現,都呈現退步,使得台灣在IMD的排名由去年的第十一名大幅度退步到今年的第十八名。

那麼,要如何改善呢?這兩份競爭力報告都指出,改善公部門的表現是最重要的一步。政府必須要有效能,提供願景與領導,並獲得人民的強力支持。同時,政府也必須有效的執行造福群眾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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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公司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最近在他的《BusinessWeek》專欄中寫道,在一九八○年代,讓美國企業恢復信心的人,是雷根總統。這個看法如果不是出自一位重量級執行長的口中,就很難說服其他的美國企業家。威爾許這句話,表達了國家領導者的重要。

制度的健全比領導人重要

話雖如此,我們不應該假設有完美的領導者存在,因為領導者常在有意無意之間出狀況。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可以迅速改正錯誤與恢復信心的制度,而這也是一個健全制度的必要條件。

台灣目前正在民主的道路上前進,最應該努力的地方,就是建立法治與司法的獨立性。沒有法治的基礎,民主制度就會出現亂象,並造成社會的兩極化與經濟發展的停滯。這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中,屢見不鮮。

此外,我們也應該要清楚的知道,民主價值並不是我們社會原有的基本元素。公民社會、自我管理、個人自由、法治等支撐民主體制的社會資本,很難與服從權威、秩序與習慣從綿密的人脈關係中獲取利益、獲得保護的文化,同時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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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繼續前進,並付出更多的努力,建立一個以制度為基礎的體系。

行政院最近發布了一項令人鼓舞的施政目標,希望台灣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在二○一五年,可以成長到三萬二千美元。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建立法治是關鍵。理由很簡單,大部份每人平均GDP已達三萬美元的先進民主國家,都有一個健全的司法體系。

先進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司法體系支撐,並不是一個巧合。例如,威名遠播的美國紐約州檢察長史匹哲(Eliot Spitzer),儼然已成為一位護衛資本主義,對抗企業惡行的英雄人物。但這是美國法治的勝利,而非史匹哲個人的功勞。
 拉丁美洲則是一個負面教材。因為缺乏法治與制度透明性,拉丁美洲在一九九○年代進行的市場自由化與民營化,使國家資產落入少數政商關係良好的個人手中。台灣的二次金改,也遭受到同樣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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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發展雖然在目前遭遇到一些挫折,但我們也沒有必要悲觀。成長的過程,本來就不可能永遠直線向上,它常伴隨著「成長的痛苦」。關鍵在於,身為人民的我們,必須要有所覺醒,能從錯誤中學習。這是最有把握的成長方式,也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唯一的途徑。

作者為世界銀行前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 家,現任世新大學教授,辜樹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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