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在他上任後的首次訪問中國行程中,與中國政府達成共識,未來中美兩國每年將召開兩次高層經濟戰略對話。
這次中美兩國達成共識的重要性,在於這個戰略對話並不是兩國高層為了緩和美國國會要求人民幣升值壓力,端出的花招,而是反映了布希政府對兩國經濟關係的重新評估。美國政府已經體認到,在彼此經濟互相依賴程度如此高的情形下,任何一邊的片面行動,都同時會對雙方的利益造成損害。
有趣的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也是在他第二任的任期內,才提出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政策,修補第一任任內中斷的兩國關係。
過去數年來,人民幣幣值過低,一直是中美經濟關係中,最具爭議性的議題。
人民幣被當成罪魁禍首
美國人認為,低估的人民幣是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減少與鉅額貿易逆差的罪魁禍首。在國會的壓力下,數月前布希與胡錦濤在華盛頓會面時,布希就親自呼籲應該讓人民幣升值。而在國會對付中國的立法上,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由兩位參議員提案,將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二七.五%懲罰性關稅的立法。去年參議院對此案進行程序性表決時,在一百位參議員當中,獲得六十三位的支持,這顯示美國國會正籠罩在強烈的保護主義氛圍當中。否則,去年國會就不會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擋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併購美國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
上個月底,兩位提案的參議員本來計劃就懲罰性關稅進行立法表決,但卻在最後一刻宣布放棄。並由其他參議員草擬一個透過世界貿易組織來推動中國貨幣政策改革的方案。這個提案,與前一個比起來,就沒有這麼引人注目。
為何在經過長達兩年的辯論與立法程序後,兩位參議員最後願意撤銷此案?
這並不是因為鮑爾森已經得到中國政府讓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承諾。一開始,也許兩位參議員就沒有打算真的要讓這項立法通過。他們可能認為這項提案就會像過去迫使日本、南韓與台灣在市場開放與匯率上讓步的三○一法案一樣,是一個政策工具。但這一次,這個策略並沒有達到迫使中國讓步的效果。主要的原因,就是打從一開始,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是政治運作的結果。
中國在最近幾十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因為外在政治壓力而低頭的紀錄。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說帖,也沒有足夠的經濟學基礎。美國政府也從來沒有充分地對中國解釋,為何人民幣升值對中國也是有利的。另外,參議院懲罰性關稅提案中所定的二七.五%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原來這個數字並不是經濟學計算的結果,而是四十加十五除以二得來的。兩者分別代表人民幣應該升值的最大與最小幅度,四○%與一五%。還有,美國的經濟專家們所討論的匯率是「實質匯率」,而不是媒體報導所引用的「名目匯率」,一般大眾通常不會去了解兩者有什麼差別。
人民幣被低估了嗎?到底應該升值多少?誰是人民幣幣值過低的受益者?
這些都是很難回答的問題,經濟學家們也沒有共同的答案。所以,理論上是國際金融市場仲裁者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就沒有加入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列,而只是呼籲中國要建立一個符合市場機制的匯率體系。雖然IMF沒有採取強硬的立場,可能會被批評為政治懦弱,但IMF的態度卻真實反映了貨幣體系複雜的現實。
的確,如果美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沒有缺失,中國有必要放棄從一九九四年就開始實施的人民幣緊釘美元的匯率政策嗎?為何中國會願意在可能損害本身利益的前提下,拿幣值過低的人民幣,資助美國人沒有節制的消費?其他國家是否應該懷疑,美國不斷對人民幣與其他貨幣升值施加壓力,是為了要讓美元貶值,好讓他們可以減少一些國際收支的債務負擔?
人民幣匯率不是單一問題
這些關鍵的問題,已經足夠說服美國政府,雖然人民幣匯率是重要的議題,但也不能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問題來處理。對中國採取對抗性的做法,不會有任何結果,還可能因此阻礙了中美兩國在能源、環境與地緣政治上建設性的合作。中美兩國在這些重要的全球議題上,都有共同的利益,也擔負著同樣的責任。
中美戰略對話的啟動與參議院放棄懲罰性關稅立法,會讓保護主義從此銷聲匿跡嗎?
答案是不會的。只要美國的全球貿易逆差繼續增加,保護主義就會繼續存在。同時,只要中國的鉅額貿易順差繼續存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難以減輕。這也就是最近這幾週以來,人民幣加速了升值腳步的主要原因。人民幣的升值,有助於中國調控過熱的經濟,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平衡。
身為一位中國專家,鮑爾森很清楚,向中國獻策之前,必須要先贏得他們的信任。他也知道必須要說服中國,人民幣升值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健全發展。他同時更需要說服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勢力,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責任,不在人民幣匯率身上。鮑爾森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希望這也是最後成功的開始。
作者為世界銀行前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現任世新大學教授,辜樹仁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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