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的成績來自「開放」

答：這是多年教育的結果。我們曾在二○○三年提出「學習型城市」，提升人民素質。而這種文明氣質的形成是相對的，我們要求人民提升，政府自己首先要提升，把人民的事辦好。你不先把百姓的事辦好，百姓不滿意，就不會文明了。

因此，這幾年我們加大力度，加強就業再就業的工作，不斷提高生活水準。針對市民就學就等問題，每年都花四、五十億人民幣。我們政府很重視環境衛生，把城市打掃乾淨，現在即使你走進小胡同，也一樣乾淨，這對人和城市的氣質都很重要。

我們一開始就鼓勵發展公共交通系統，現在大連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高達四五％，是全大陸最高。

政府把各項環境做好了，人民自然會有榮譽感和熱情。如今你可以看到，不管刮風、下雨、下雪，大家都是排隊上車；另外還有個小鏡頭，大連人極少在馬路上吐痰、丟垃圾。我們每年都會褒揚清潔工，讓上上下下的人都體會，保持城市清潔是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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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連每年舉辦徒步活動，幾十萬市民在星海廣場集會，而活動結束後，廣場不會留下垃圾。
　問：除了整潔的外貌，大連十年前就致力發展軟體，當時在大陸，能認識軟體產業重要性的人並不太多，大連現在這方面已經很有成就，當初你們如何做這決定？

答：十年前，我剛做副市長，當年軟件（軟體）工業年產值只有幾千萬人民幣，現在已超過二百億，想起來真是走了一大步。

當年我分管科技和信息（資訊）產業，就覺得這個產業適合人力素質較高的大連。另外一個觸媒是日本，當時日本有一些大企業表示願意將部份軟件工作交給我們做，我就向市長報告，這個市場非常大，我們可以朝著去發展。

問：這的確需要一些超前意識，但當時難道你們不擔心風險太大，如何確定一定會成功？

答：城市發展的道理就是如此，除了現有的產業，你一定得培養一些新的增長點。我對軟件的想法絕非空穴來風，必須對國際產業的趨勢和它的循環，有一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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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們去印度、愛爾蘭、美國加州等地考察，看他們如何把軟件工作外包，強烈感覺到如果不抓住機會，就會被菲律賓、印度全部拿去。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很有把握，大連離日本近，日本一年進口軟件上百億美元，其中歐美佔了九成，我們如果可以取而代之，市場一定很大。果然，後來ＩＢＭ、ＨＰ、Dell都來大連做軟件，再回銷日本。

我做過大學校長，總覺得現在大學資源太浪費，大學畢業生只有三分之一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與其如此，我不如投資強化他們的英、日語和電腦知識。

我在副市長任內就規定每個大學一定要開設與ＩＴ相關的課程，另外還建立六個軟件學院，提供源源不絕的人才。大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日語人才資源又多。現在我們軟件學院都是雙語教學，以掃除語言障礙。

問：大連能有把握勝過印度的邦加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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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們的優點語言（英語）、教育和產業配合良好。但大連可以一搏的地方是，這裡的基礎設施、生活環境，比印度好很多。我們政府也積極多了，印度政府似乎比較放任市場，不像我們努力建立一整個決策和服務體系。

問：作為中國大陸重要城市的市長，你日常的工作模式如何？而你是學者從政，當過東北財經大學的校長，學者的背景對你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答：我們的工作量，主要分三段，上午、下午各三個多小時，晚飯後，市府行政大樓的主要部門還有一段，要忙到十點。我自己都是十一點才走。自從到了市府，我可以說從沒有休息過一天，即使過年，我們也到日本去招商。

而關於學者從政這問題，這中間有一個適應過程，是一個困難的過程，我把過去一切歸零，從頭學習，因為兩者是不同的專業。例如學校的事情，你今天做不完，明天還可以做，但到了市府，今日的事不完畢別想回家。市政的急迫性、挑戰性都比較強，稍一怠慢，市政運轉可能就會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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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不代表我的學術背景一點助益都沒有。像我做副市長時，正趕上亞洲金融危機，這對中國人很陌生，但對我卻一點不陌生，因為我就是學金融的。

畢竟學術訓練讓人比較想得遠，尋求事理的規律性質，也比較理智。當初考慮讓大連切入軟件產業，就是因為外國產業外移有個規律，先硬件（硬體），後軟件，當時電腦硬件的轉移，在大陸東南沿海、在廣東，都已佈局差不多，我們是競爭不過的，而軟件的轉移才方興未艾，網路事業才冒出芽來，這是我們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