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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生死大問

龍應台的新書《目送》,寫父親的病、逝,寫母親的老、衰。作家的目光轉向生命最幽微的難問,不再壯懷激烈,卻澄靜而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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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關於一個作家的遺憾、困惑、徬徨、孤獨,痛楚裡或許交織著明白。
 那時千禧年剛過,龍應台還在台北市政府工作,議會裡漫天烽火,父親卻打電話來約女兒參加自己的同學會。據她形容,自己像惡狗般對著話筒吠出短促的「怎麼樣,有事嗎?」讓父親嚇得語無倫次,只能怯怯地說,「能不能陪爸爸去吃個飯?」
 二○○八年的大年初三深夜,屏東鄉村裡的一間房裡燈光明了又暗、暗了又明,陪在母親身邊的龍應台像哄一個嬰兒似地不斷安撫躁動不安的媽媽。為了驅逐母親的幻覺,凌晨四點,她幫媽媽穿上最暖的衣服圍巾,牽起那雙乾扁的手出門散步。母親乖順地任她牽著走,不是因為正享受著母女的清晨閒悠,而是早已因阿茲海默症而什麼都記不得了,包括眼前這個溫柔呵護自己的女兒。驚覺生命之題

 龍應台的新書《目送》,像是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燕子,寫父親的病、逝,寫母親的老、衰。「即使在他們還沒有老、病發生之前,我就已經盡我所能的給他們時間與觀照。但後來發現,還是不夠,時間不夠,周到不夠,」龍應台的語氣平穩,或許她已經存夠了智慧來面對人生的斑駁。
 外省家庭的孩子,可能除了父母兄弟,就沒有任何親人。二○○四年,父親過世,讓龍應台第一次認識生死大課。
 父親的死,像是替龍應台開了一扇門,那後面有很大很大的世界,這在她過去的忙碌人生中,是沒有自覺、且看不到的,「那像海上突來的閃電把夜空劈成兩半,天空為之一破,讓你看見了這一生從未見過的深邃裂縫。」而母親現在的年老和失憶,更是她另一道聞所未聞、持續在解的難題。
 「當她不記得她是從哪裡來、當我出現時她過去眼裡閃出的那種快樂的光芒漸漸消失了,只因為她不再記得我是誰,這是多麼刻骨銘心的課啊!」生被死所定義,自我被記憶所界定,龍應台在五十歲之後,才面對了終究要面對的,或許是她的幸運。
 索求生死大問,讓人無法不謙卑。龍應台少了原有大塊文章的壯懷激烈,更多的是寂寞後的澄靜透澈。「難的是你經由死亡、逝去和流失,認識到生命的有限以及沒有出路的孤獨,」她體會到人生的大寂寞,有些明白了佛教裡的面壁,「一個人面對一個山壁,大概就是去跟生命的本身去面對面吧。」作家的注視

 龍應台常想,如果當時對生死多一點了解、不是對老病一無所知,她會給父親更多。她不明白,為什麼關於父母至親的離逝,很少出現在人們交談的話題、朋友分享的心事中,整個社會甚少討論生死學。
 「朋友的父親過世了,往往一句話帶過去,就沒有了,我突然發現,張曉風的父親是這樣,蔣勳的母親也是這樣,好像是大家不必談也不必問的事。但在這個句子之後,應該是藏著很深很深的記憶、情感、不捨、懊悔等等各種情緒。我只能猜想,可能是大家措手不及,也或許這個社會對於死亡就是習慣用黑紗掩蓋起來。」
 情感的言說,或許真是困難,但情感的對象,卻也往往比例嚴重偏差。龍應台認為,人們總忙著自己的事,年輕人談戀愛,中年人把眼睛看著下一代,雖然可能比較愉快,但有更多人是在父母病了走了之後,才來說後悔。
 可以寫大歷史的大作家,卻並不知道關於自己父親一生的諸多細節,她後悔,只能用各種的想像,想像如果能再有一次機會,自己可以如何細緻溫柔、不厭其煩地,探問出那許許多多關於自己父親特有的人生故事。
 「我總是會特別想起某個時刻,父親的遺體從醫院裡出來,法鼓山的師父用一條黃色的緞布把他裹著,他們說要誦經八小時。我在那八小時中,不間斷地在注視,我看見血水逐漸滲透了緞布,印出深色的斑點。我還是一直注視,注視他,」說到這裡,龍應台停了下來。她注視的是親愛的父親、生命的本質,和巨大的問號,她想要參透。
 關於人生,還有好多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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