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檢察官

二月中，監察院對特偵組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私下和偵辦對象（即陳水扁）通話、碰面，以及人力不足恐影響辦案績效等現象，最高法院檢察署應負起督導不周的責任等三大「罪狀」，提出糾正案。

三月中旬，即傳出月底將有三位檢察官，會被「調整職務」。

想要「糾正」平常糾正人的檢調體系，是否有干預司法獨立辦案的嫌疑？

提出糾正案的監察委員李復甸指出，很多人認為應在特偵組偵查案子結束後才調查，這是把監察院當法醫，只是在處理「屍體」。

「但是，我們也可以在案件處理過程，點出特偵組的做法錯誤，既然要救這個人，為何不趁還有救時先做急救動作？」曾在文化、東吳等大學法律系教書近三十年的李復甸說，「我們不碰司法核心，只問司法行政對不對？」
　若說特偵組對陳水扁的起訴書，以上百頁的篇幅揭開扁家金權政治、官商勾結的黑幕，監察院短短的八頁糾正文，則是將台灣檢察體系的部份沉痾暴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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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王兆鵬語重心長地說，檢察體系的問題非常嚴重，感覺像得到癌症的病人，埋藏炸彈在體內。

「全民公審」的電視大戲

一位觀察者指出，檢調人員在偵查過程中故意透露偵查內容給媒體（或名嘴），造成公眾「未審先判」的民意，才真是影響司法公正獨立辦案的毒瘤。

李復甸舉例說，去年九月有媒體大幅報導，特偵組搜索扁辦和住家，搜出一張「報告總統」小紙條，顯示有政府官員通風報信。監察院發函詢問高檢署，對方回文指絕無此事，但在十二月向法院抗告，再度聲請羈押陳水扁時，檢方所提證據之一即是這張「關鍵」紙條。

「等於是自己打自己一巴掌，」李復甸說。

也就是說，這表示高檢署發的公文只是在騙監察院，媒體所取得的資料卻是千真萬確，「這些都是鐵打的證據，證明內部確實洩露機密。」

更令他不解的是，電視上的名嘴成天在爆料，特偵組也沒否認，事後證實名嘴說的並非無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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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機密外洩，形成「全民公審」印象，已引起強烈反彈。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為「反制」，從三月開始，每天監看電子和平面媒體，企圖找出一些原本不應公開卻公開的報導內容，揚言若證據明確就去提告，指控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一項，以及「刑法」第一三二條公務員洩密罪，前者涉及偵查不公開，後者是檢察官身為公務人員卻洩露機密。

偵查洩密，不但沒有保護當事人和證人，造成後續偵辦困難，更嚴重的是司法易受到攻擊、沒有公信力。

台灣法治促進會理事長張學海以同樣曾審判首相的日本為例，日本在一九七○年代前首相田中角榮被審判時，仍有九成以上的國民信賴司法，覺得司法是公正的。

反觀扁案，即使起訴後，「有多少人相信司法是公正的？」他的語氣中充滿無奈。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受過嚴格司法官訓練的檢察官，敢冒違法犯紀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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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開台灣司法的歷史，發現「洩密」給媒體，是以往檢察官要突破威權管制慣用的辦案手法。

「這是在威權體制面臨即將崩潰時，檢方最常用的手法，」司改會執行長、律師林峰正證實。

以往在威權體制下，檢察官是執政者「以臂使指」的延伸，延續執政者的意志。前總統李登輝主政後期，政權開始鬆動，有使命感的人想要辦高官顯貴時，真正扳倒的機會仍不大，因此只要找到任何漏洞，就設法把手上掌握到的證據或蛛絲馬跡，先洩露給媒體公布、評論，再跟上辦案。

由於很多案件複雜度高，經一、二審到最後可能無法將權貴定罪，因此在輿論支持下，辦案過程只要有任何理由就聲請羈押，用意在「給他們小小的教訓」。

「坦白說，過去檢察官辦案是有瑕疵的，但在那個年代有其正當性，」林峰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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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正當性」不等於「合法性」。當時的正當性取得來自對威權控制下檢察體制的反撲，政黨輪替後，很多程序改革不斷進行，政治上鬆綁、言論自由愈來愈開放。

過去被視為進步象徵、改革力量的檢察官，卻仍沿用相同手法在辦案。

檢改會召集人陳鋕銘嘆口氣說，當時要對抗的是累積五十年的專制政權，檢察體系又是專制政權的一環，需要去衝撞，對抗久了，體制的不正當性愈來愈少，所用手法正當性也被削弱。

「我們也在學習要如何調整，」他坦承。

其次是媒體的過度競爭，對司法程序的干擾。

一位以掃黑金聞名，不願具名的資深檢察官解釋，有智慧的檢察官辦案需不受媒體影響，特別是不能立即反應。即使媒體因不了解案情而一直批評特偵組，也需沉住氣，耐得住罵，不要去辯駁。

而且，碰到大官時，也要把他們當成一般人來對待，不要自我限縮。這位資深檢察官說，過去的時代辦案會遭遇政治干預，要有勇氣對抗，現在需要的勇氣是要克服內心的恐懼，把大官當成一般人。

連檢察總長都不負責？

北檢襄閱主任檢察官林錦村說，辦案必須注重程序正義，從證據的蒐集到搜索，一直到嚴守偵查不公開。「這樣才不會讓外界有想像或議論的空間，」他說。如今，專責辦「大案」的特偵組，反成了箭靶。

事實上，眼前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制度的盲點：沒有人敢管檢察官，連檢察總長都不敢負起責任，暴露出「不問責」的台灣檢察體系。

調查扁案的兩位明星檢察官與長官的互動，就是例子。

監察院的調查指出，特偵組的檢察官朱朝亮在調查陳水扁國務機要費期間，曾多次和陳水扁通話，洩露偵察重點。

先在去年八月十七日透過中間人張瑋津，和陳水扁協商盡速提供資金資料。十九日媒體傳出陳致中夫婦被列為被告時，張瑋津打電話向朱朝亮抱怨，話說到一半，竟將電話乾脆交給陳水扁，負責調查的朱朝亮向「總統」解釋半天後，又將電話交給現場另名檢察官繼續解釋。

李復甸說，該名檢察官發現電話另一端是陳水扁後，立即將手機丟回給朱，並向檢察長陳聰明報告同事的不當行為。但身為檢察總長的陳聰明，卻什麼都沒處理。

李復甸指出，檢察官和被告直接通話，違反檢察官辦案準則與法律人職業倫理，而陳聰明身為總長，卻未處理。更令他氣結的是，「總長跟我說：特偵組裡面有幾個人是大嘴巴。連總長都知道啊？！」他忍不住提高音調，批評檢調系統「不問責」的風氣，「這是包庇，就是因為長官的默許、容許，檢察官才會放消息。」

顯然，今天台灣司法界最大的問題之一，就在沒人敢管檢察體系。

信任，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台大法律系教授王兆鵬指出，從威權走向民主化的台灣，干涉辦案是很嚴重的罪名，以致沒人敢管檢察官。很多檢察首長寧可不要沾惹，只求明哲保身。

其次，是檢察體系的自治功能不高，大家過度彼此尊重，自律委員會原本應該檢討追究，但卻幾乎不管。

法治，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從威權體制下，奮爭一片獨立辦案天空的司法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而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也因基石的毀損，起了質變。

面對不景氣，一位被吳淑珍獻金掃到的企業大老，不耐地指出，「台灣的問題，主要還是政治的問題，讓大家的信任都沒有了。一個社會沒有信任，就不能運作。」

今天，誰敢給負責替台灣「問責」的司法體系「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