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國第一季經濟成長率有一一.九%,但這陣子中南海領導人神經繃緊。為了讓中國逃出全球深不見底的經濟流沙,他們傾全力推動「城化市」,企圖帶動龐大內需。
走進中國四到六線的小鎮與鄉村,種著土豆(馬鈴薯)的農村婦女戴著黃金項鍊、踩著高跟鞋、抹著胭脂,偶爾到鎮上日化店買保養品;打工的男孩們窩在兩坪不到的宿舍上網,他們打網路遊戲、從大城市網購3C產品。中國鄉村網民己佔中國四億網民的二五%,超過一億。
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的城市、城鎮,從東部沿海推進內陸,不斷在擴大。三億農民進城,使中國從六十年前的八十六個城市,進展到今天的六六五個城市。
北大城市規劃設計中心主任呂斌指出,城市化一開始是為平衡區域發展。
從九○年代的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二○○○年後的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計劃、四縱四橫鐵路網的搭建,將中國的四萬個城鎮將更緊密連結;甚至再到近年的家電下鄉政策、或透過產業梯度的「騰籠換鳥」置換……,這些都讓企業難以在大城市生存,而往中西部發展。
最新的例子以中國國務院近日批覆的《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意志下,形成第一個以產業轉移為主題的區域規劃。
由接近長三角的合肥、蕪湖、銅陵、馬鞍山、安慶城市帶,承接長三角沿海的產業。結果有五百多家企業落地,其中五成以上從長三角轉移,在蕪湖機械工業園內;總部設在上海的全球五百強企業,美國江森自控公司,與奇瑞共同組建江森自控蕪湖汽車飾件有限公司。
照目前快速的發展,研究機構麥肯錫估計,二○三○年會有十億人在城市生活;二○二五年,將有二二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歐洲目前僅三十五個。
中國發展的失衡
為什麼中國這麼積極?主要是發現,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經濟成長飛速,卻掩不住發展的不平衡。
入選「影響新中國六十年經濟建設的一百位經濟學家」的遲福林在主編的《二○○九中國改革評估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已出現「高投資,低消費」、「弱內需,強外需」、「高工業化,低城市化」、「高碳耗,低減排」等結構失衡的趨勢,個個環環相扣。
以「高投資,低消費」為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始終來自政府的大力投資。
根據中國統計局資料,一九九○至二○○九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八兆提升到十二兆人民幣,但消費增長速度還是跟不上政府投資。
二○○○年至今,投資比重由三五%增為四五%;消費比重從六二%降為四八%,其中民間消費更跌至三五%。
遲福林指出,消費率的持續走低,迫使中國大量過剩產能更依賴國際市場消化,造成「弱內需,強外需」;使得中國外貿依存度從二○○○年的三三.八%快速上升到六七%。這讓中國長期高度依賴外部市場。
亞洲外的全球消費市場的冷?,已加劇中國的壓力。中國領導人期待城市的內需能解決出口的萎縮。
不僅如此,中國也期待城市化能帶動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
城市化脫軌
土地人民在流淚
目前中國第二產業基數大且增速仍快,佔GDP的比重由二○○○年的四五.九%提高到四九%,而且八五%的增長率來自高污染的重化工業;而第三產業比重目前約四○%,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七成以上,還低於印度、巴西、墨西哥等。
而城鎮化卻能吸引村鎮的人進入,買房、生活,隨人口增加,漸進創造當地的服務產業、提高勞動素質。
當然,這些是美麗的城市化願景,美麗的背後,中國已在城市刻下傷痕。走到近年來發展最快速的內蒙,不久前內蒙省會呼和浩特市一個財力僅三千多萬元的清水河縣,花了十年時間投資數十億元打造新城,卻無產業進駐,新城變空城;又如內蒙大城鄂爾多斯建立的康巴什新區,雖然市政府搬遷到華麗的新區,但華麗的圖書館、博物館、文藝中心,多數時間蓋滿塵土,沒人使用。
在鄂爾多斯市政府的網站上,明白定位鄂城要成為服務業大城、總部經濟、運籌中心,很難想像資源型城市卻跟上海市抱著同樣的定位。
北大城市規劃設計中心主任呂斌指出,中西部不少新興城市模仿東部或沿海城市發展,透過土地開發「築巢引鳳」,以為把地搞大,開發新區,就有產業和人進駐。「結果是沒有吸納真正的產業,人進來也待不住,」呂斌說。
廣大的造城運動,已使城市化脫軌運行,嚴重破壞環境。
以中國的資源型城市為例,○八年確定有十二座資源枯竭城,去年再次確認增加為四十四座。原本因石油、煤炭或單一資源而發達的城市開發後迅速沒落。
隱形的城市人
蟻族難翻身
即便是城市,古城、胡同、寺廟被怪手拆除,原居民搬遷後,就地改造為高尚的住宅區;這種三十年前已被歐美批判的「貴族化」現象,卻在這裡大行其道。
由於各省仍以GDP的增長作為政績考核的指標;地方政府為增加土地稅的收入,強制徵收、到處圈地,最後淪為土地開發商炒房產。
不只是土地在流淚,那些對城市生活抱著綺麗幻想的農民工,更嚴重被犧牲。
北京海淀區邊緣、城鄉交接處的唐家嶺,黃色挖土機冷酷地坐落,準備伺機而動拆除低矮樓房。這裡聚居了畢業找工作的大學生、下崗後求職的工人。在《蟻族》這本書揭露外地人在唐家嶺的生活困境後,當地政府以重新規劃的名義,要「灰暗」的唐家嶺恢復「光明」。
然而,覺得前途光明的卻只有地產商,開始圈地、哄抬價格。對北京抱著憧憬的外地人只能被驅逐到城市附近更絕望的邊緣。在北京,有三分之一的打工仔就居住在小區(社區)地下室、餐館、城鄉邊界。
他們就像一群「半城市人」或「城市隱形人」,居住在「城中村」,而這都是中國進行三十年城市化的產物。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說,原本城市化是要使農村人變為城市人,但從觀念上,農村人沒有成為城市人,主要是工作狀態不穩定,把城市當寄宿所。
中國五十二年來實行的是「城鄉分治戶籍管理制度」,農村人遷往城市必須持有證明,造成階級不流動;雖然連續三年,戶籍改革都成為兩會最重要的焦點,國務院更在今年明確指出要放寬落戶範圍擴大到中小城市。
但城市是否有足夠的就業機會?落戶的農民工能否融入城市?
根據中國社科院調查顯示,○八年城鎮失業率已達九.四%,為官方數字的兩倍;在中國,城市人對農民工的歧視、政府政策差別對待,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
距離中國城市化目標二○三○年,城市人口達十億人的距離,還有二十年,中國的城市化只走了一半。
中國政府很焦慮地想解決進城農民工的福利,例如北京今年實施新政策,農民工子女就讀中小學免費。
中國的城市化仍是個不完善的、殘缺的城市化。
展望中國下個十年,擴大內需的重擔變成中共官方緊迫的課題。中國要以城市化為手段,將中國由「生產大國」轉型為「消費大國」,這牽涉產業結構的調整、創新管理等議題。
這也將是繼鄧小平開放市場經濟後,中國啟動的第二次大改革。如果不先處理城市內部嚴重的階層化、紊亂的城市開發、環境與能源的浪費,中國會在十年後,為失衡的城市化付出慘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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