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農曆春節剛過,我去到南韓首爾的國立首爾大學。當時還在放假,學校人煙稀少。但卻有幾十個學生,在那裡跑操場,呼口號,他們是在學運操兵。
人們談韓國的種種成就,但或因自己的政治障礙,總是對韓國的「悍」不太碰觸。事實上,韓國的「悍」在亞洲獨樹一幟。
它有強悍的學運、工運和農運,因為「悍」,它才會出現用生命來證明自己清白的前總統;正因為「悍」,它才會造就出「強工運、強企業、強國家」這樣的格局。
近代英國史學界有一派倡導「下層推動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他們認為歷史真正進步的動力是下層人民,下層人推動出了問題,上層在受到挑戰後當然必須回應,這就是歷史的「挑戰|反應」模式。當一個國家的老百姓強,統治者就不敢也不能馬虎。當一個國家的勞工強,企業的開發力與創新力自然就會被逼出來。 「悍」的意思是,它會讓一切馬虎廉價、因循苟且的事務缺乏了生存的空間。
但這種以「悍」為尚,認為衝突有利於進步的觀點,在我們社會裡其實並不存在。我們的文化價值強調「以和為貴」,認為學運、工運、農運是可怕的東西;每個人最好循規蹈矩、自求上進、少去惹事生非。我們的文化價值在最根本的起點就否定了「強群眾」的正當性與可能性,而是不明言的向有權力的政治和企業上層傾斜。我們深信政治和企業的上層必然英明睿智,會做出好決定和好領導。
我們不能否認政治和企業上層的重要。但缺乏了「強群眾」的挑戰,上層所打造出來的秩序就難免有較大的惰性,上層在學習、溝通、體察各種挑戰的能力上遂會變得比較不足。韓國企業內有「強工運」的催逼,不得不與時俱進。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像台灣這種與大陸有淵源,因而對大陸這個世界工廠兼市場有極佳的「接近性」,可藉大陸的特性而快速擴充經營規模和利潤,韓國企業在「接近性」上不可能有優勢,遂必須在科技含量與創新等更核心的競爭力上去努力。這是韓台發展的分水嶺,而今利弊得失已漸漸明朗。
因此,「強群眾、強企業、強國家」這樣的概念其實是很有用的。這個模式肯定「衝突文化」的正面價值,強調相互的挑戰,因而各種問題都在衝突中講得比較清楚,也比較能形成共同意志。最近,大陸的勞資政策漸明,工資開始調漲,再加上人民幣匯率改革,在可見的最近,台商已勢必將面對大陸「強工會」的挑戰,而台商會不會因此而變成「強企業」呢?或只是加速向工資更低的越南、柬埔寨移動?除了台商這個板塊外,台灣本地是否也能往「強群眾、強企業、強政府、強國家」的方向移動?
(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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