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末至一九八○年代初，乃是英美社區力量興起，中央及地方政府凡事猶豫瞻顧的年代，學者們稱之為「過多元主義」（Hyperpluralism）。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公共事務研究中心主任魏斯特（Robert J. Waste）在所編的論文集《社區權力》中，將它的特性做了如下描述：
政府凡事觀望，不敢介入，總是讓社會各種群體自己廝殺，殺到差不多有結果時，才去撿收成果；也有人稱之為「輪盤賭政治」，指政府不到輪盤快停前不會下注。由於政府不敢有擔當，只是坐山觀虎鬥，社會遂出現每個人和每個人為敵的局面，社會的分散度擴大，大家都覺得受傷害，共識也更趨凌亂。
而今天的台灣，不就是這種情況的再現嗎？今天我們社會的反圈地運動興起，社區居民的反工業區及反公害之聲也日趨強大，而我們政府在第一時間總是躲得遠遠的。讓企業界與社區居民打成一片；除了對眼前的問題袖手卸責外，對各類衍生問題：如石化區將來如何處理與再規劃，對將來的土地徵收政策是否該調整及如何調整，以及更後續的產業及環境政策，以及財稅及所得政策等更是無所表示及無所作為。所有的這些問題未來必將爭議更多，而且相互牽連。它所顯示的乃是台灣已到了大轉型的先期階段，在這樣的時刻已必須有人根據未來的願景，替台灣的發展方向拿定主意。政府為了求自己的安全而規避責任，不敢拿定主張，這些基本問題所牽扯出來的爭議就會愈大、愈久，台灣社會的共識也會更分散混亂，將來的爭端也會更多，政府的角色也將更不安全。
因此，現在應該到了政府、企業界和團體界，以及政黨學界等，替台灣的未來拿定主意的時候了。目前的新興國家變化速度特快，已不像當年英美那樣有許多時間去搞觀望式的「輪盤賭政治」，因此統治者在因應變化、調整方向、規劃未來等問題上要更加敏銳有能力。而我不相信我們的統治者可以為台灣做決定，而且也沒有能力做決定，但至少應該召開全國經濟會議，聽取意見，預作綢繆。此時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它的意義為：
（一）、短期效果，可以為台灣日增的經濟衝突設定出解決的框架，並替經濟和社會轉型做準備。
（二）、可以藉著會議的舉行，而讓社會不滿及分散的力量，往建設性的方向轉移，有利於新共識的形成。
（三）、「過多元主義」下，政府不敢拿定主意，會替整個社會付出更多無方向無能力的成本，它也是壞民主的代表。政府召開全國經濟會議，才是為更好的參與式民主奠基！ （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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