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微雨的清早,沿途上學的校園角落,處處都看見我們不同專業的師生、以各種科技或知識,參與及協助此次新冠肺炎防疫的種種身影。
從移動軌跡、環境記錄,到結合AI運算所發展的快速篩檢模式,以及透過深度學習所建構的體溫預測手環,我們的研究與學習在這樣的時刻顯得關鍵、也極為實用。
而以上每一個面向的發揮,其後都已經有不同產業、不同程度的參與及合作,因此也宣示、或代表了它們在下世代產業的可能角色。
學用合一的典範
雖然「產學落差」是近年來大家習以為常的認知,事實上,「產」或「學」本無太多可議之處,更值得大眾探究的似乎是大學的組成,譬如教師、學生、研究人力、職員,乃至於各式各樣的軟硬體建置在社會發展中與其他伙伴(stakeholders)之間的關係。
換言之,不論是產學合作或是產學攜手只是技術定義,「使命感」和「責任感」才是產學鏈結得以成功的關鍵。
從「學與用」而言,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到,1947年,面對台灣電力系統需求的重大挑戰,時任台電處長的他帶著上百位「台灣省立台南工業專科學校」(成大前身)等學校三、四年級學生,毫無懸念地以學致用、一肩挑起重責大任。
參與的同學可能早上在學校上課,下午到現場實作,遭遇困難、便回到課堂針對解決不了的問題進一步精準學習,再回到工地再將所精進的知識和技術付諸實踐、得到印證。短短五個月,他們復原了台灣80%電力系統。
無私更能互利共榮
從「學」與「產」而論,過去這一個多月,我親身參與、觀察成功大學的師生以使命和責任為核心價值出發,投入科技防疫的點滴,也見證產業資源與能量在角色、任務上的理想分工,對每一方都是心滿意足的「獲利」。
面對前所未見的疫病,大家都有擔憂,但也有同舟一命的決心,所以,第一時間絕無可能費力計算清楚利益回饋模式。
之所以義無反顧、廢寢忘食去共享軟硬體資源,突破瓶頸,無非是奠基於專業的使命感、優質公民的責任感所驅動。而這樣的基礎反而協助學研、產業兩造可以更無私、透明地認知彼此足以相輔相成、互利共榮的本質,結果讓共創的發明更具有未來性與影響力,因而各得其大利。
大學是活化人才的重要場域,必需在明確的目標和價值基礎上,建構出有效率、有彈性的環境與機制,支持師生從事有效能、有意義、有影響的產學活動。
而今時今日,既然主要的產業人才都來自廣義的大學,在其養成的過程中,自然應該熟悉產業的樣貌,以及該產業環境隨著社會發展而衍生的改變,因此用以培植人才的基礎教育內容,也應該與時俱進地反映未來產業變化的可能方向,藉此在時間軸上互相尋找最適定位。
因為,所謂的產、學的落差,本質上常是對互相定位和理解的落差。對人才特質期待的落差。
解決問題、準備未來
多年來,國內不斷討論如何提升產學合作,根本之道必須是合作雙方對於該大學的研發特性、人才特質的共識。
若干企業的第一要務是解決當下的瓶頸、部份企業則可能迫切需要前瞻的規劃和研發以佈局未來,訓練立即處理現在或明天發生的問題的人才是一種方式,而涵養有志於不斷實驗、準備未來的人才,又是另一種極為不同的教育資源需求。
同時,部份老師的主要興趣在即時解決產業現在的問題,但更大多數老師則主要有志於探索產業在未來某個階段可能必須面對的挑戰。
規模不同、企業所需也不同,如何讓產業和學術端有更清晰、密集的對話,便有助於界定雙方對「問題」的想像,就一定能各得其所,更不需要執著於區分前瞻或實務,因為解決眼前的難題固然實際,準備未來的機會也要被提供。
一直以來,成功大學大部份的同學都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人才,調查中,成大人一直是企業的最愛,也許正是因為我們教育的命題素來清楚。
我們相信,如果學校所有的發明、設計、規劃,無法在社會、產業的某一時、某一點造成改變、發生影響,那麼,是否代表整體培育過程中可能有所缺憾、無以實踐?基本上,扎實的基礎科學教育要求前沿探索和創新,如此,才能建構衍伸應用的品質和深度。
作為產學生態系中人才庫的一員,我們也不斷自問,我們的人才是台灣、世界現在的所需嗎?台灣、世界企業升級、轉型所需的人才也是我們嗎?
因此,從大學端自我課責的反省和準備,進而調整與精進的教育內涵,也一定有益於建構未來更互得其益、互享其利的產學關係!(責任編輯: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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