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吳聰敏2023年出版的《台灣經濟400年》即將推出英文版。對我而言,書中分析1945至1960年最具啟發性,與今日台灣息息相關。多數台灣人提到這段時期,聯想到的是白色恐怖。吳聰敏指出,這段時期也是一場經濟災難。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時,透過高估匯率,對主要出口產品糖、茶與米課稅。當時台灣出口商拿到的價格僅約國際價格的3分之1,差額則匯往中國,支應國共內戰。
這項出口稅政策在1949年後延續,衍生更多扭曲政策,層層疊加釀成經濟災難。
補洞政策成了禍源
以台糖為例。匯率管制使台糖賣糖的價格遠低於生產成本。就像今天的台電,台糖背負了巨額虧損。
政府的對策不是取消匯率管制,而是祭出另一項扭曲「幫助」台糖:強迫蔗農以約市價一半的價格,把甘蔗賣給台糖。蔗農的因應就是減少種植。
這招無效後,台糖改向台灣銀行(當時代行央行業務)借款填補虧損。台銀以發行貨幣支應放款,通膨隨之加劇,擴大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的落差。
為了「救」台糖,政府推出另一項扭曲政策:禁止進口糖,並賦予台糖國內市場獨佔地位。台糖虧損解決了,代價卻由台灣消費者承擔。扭曲層層累積,不只糖業,茶與米也是如此,導致生產停滯,出口與製造始終無法起飛。
1961年匯率導正後,外匯短缺幾乎立刻消失。原本號稱要解決危機的扭曲政策,正是危機的製造者。
今日台灣經濟雖與1950年代截然不同,卻在關鍵面向重演悲劇。當年的原罪,是以高估的匯率對出口課稅;如今的原罪,則是以低估的匯率補貼出口。
低估匯率的連鎖效應
過去至少20年來,央行一直打壓台幣匯率。受惠的是出口產業,輸家則是實質薪資與購買力縮水的家庭。
但匯率並不是唯一的扭曲政策。
第一項扭曲,是壓低民生必需品價格來彌補低薪。台電就是一例。薪資低、進口價格高,政府承受不起電價上漲,台電以低於成本價格賣電,只能靠政府補貼才撐得下去。仰賴補貼的台電,無法興建AI與半導體擴張所需的電力基礎建設。
維持低估匯率,利率也必須夠低。低利率帶來兩個後果。第一,推升房價,房價所得比高居全球前列;第二,國內資產收益太低,壽險公司無法履行對保戶的給付義務。
台灣的超額儲蓄,也就是國家儲蓄與國內投資的差額,已連續6年超過3兆台幣。這些錢流入壽險商品,再由壽險公司投資海外。台灣壽險業累積的外幣資產超過7000億美元,接近台灣GDP。
問題在於,壽險公司的負債是台幣計價,資產卻是美元。一旦台幣升值,美元資產換算成台幣就會縮水,資產與負債的缺口隨之擴大。
這正是去年台幣急升影響重大的原因。按市價評價的損失,威脅到整個壽險業的清償能力。金管會的對策,是暫停外幣資產按市價評價的會計處理。結果讓台灣金融體系愈來愈依賴匯率持續低估。
從總體經濟數據看得出端倪。當年長期貿易逆差,外匯存底為負。如今經常帳順差將近GDP的20%,外匯存底名列全球前茅。
1954年,美國經濟顧問團抵台、指出匯率是問題根源時,整個經濟架構早已盤根錯節,圍繞這套匯率來運作。台灣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仰賴對公營事業的放款;台糖的經營模式仰賴國內獨佔;執行進口獨佔的貿易機關,已成為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改革匯率,意味必須解構這一切。
沒人敢先動匯率
今天也是如此。矯正匯率將使央行繳庫盈餘減少(平均佔政府收入約7%)、台電被迫調漲電價、房市泡沫破裂,並暴露壽險業的虧損。沒有任何一方有誘因率先行動。
《經濟學人》去年11月以封面故事稱之為「台灣病」,點出低估的匯率是一項隱藏風險,但台灣經濟部長龔明鑫卻不為所動。他公開表示,那些說台灣有病的人,自己才有病。
吳聰敏記錄1954年的模式。當時美方施壓,台灣官員非但沒簡化制度,反而更複雜:到1955年,已有16種匯率。單一匯率到1961年才實現。
同樣邏輯如今仍在重演。面對美國對台灣巨額貿易順差施加的壓力,台灣提議把工廠搬到美國。50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以及把竹科模式輸出海外的計劃,或許能解決台灣與華府之間的政治問題,卻又添上了一項扭曲。
錯誤的價格依然存在,圍繞著它建立的一切也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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